作者对民族主义的探讨起源于“地理大发现”后殖民时代的美洲，之后论及欧洲、亚非等地，四波民族主义浪潮相继展开，但哪怕就最后一波而言，也已经是至少几十年前。而如果从今天，尤其是在新媒体环境下再思考安德森的“想象的共同体”，有哪些影响民族主义构建的因素发生了变化？又是如何变化的？

（1）从小说／报纸到新的载体形式

在《想象的共同体》一书中，作者多次提及“印刷资本主义”这一关键概念，尤其在“印刷资本主义”下广泛普及的小说和报纸两大载体，成为构建民族主义的重要因素。两者将语言固定，印刷术的发展提供大面积传播的可能，充分打破时空限制，让在“边界”内的人们建立民族认同。

随着媒体环境的改变，媒体形式得以充分丰富，从早期的广播、电视，到现在的移动互联网浪潮，民族主义的构建在载体选择上有了更多的可能性。

尤以移动互联网而言，智能手机的使用门槛，无论从技术、价格各方面均不断降低，入网人群规模不断扩大。另一方面，人的行为不再被“场所”限制，真正实现时刻在线，时空结构全面打破。

除此之外，互联网天生的开放与互动，使得人们不再仅是单向的受传者，而是参与到传播之中，成为民族主义构建的主体之一。在沉浸传播的当下，卷入的程度越高，在一定程度上也意味着人们受到的影响越大。

（2）“边界”的模糊与清晰

安德森笔下的“想象的共同体”往往有着明显的地理“边界”，它可以通过地图划定，往往与殖民历史有很大关系。

但在新媒体环境下，各民族之间地理上的“边界”被不断模糊，无论处于何时何地，只要受到民族主义的感召，认同某一载体上所传播的民族主义内容，都会成为“共同体”的一员。原先由于母国的制度性歧视所产生的“朝圣之旅”鲜少发生，世界范围内的流动变得更自由。

与地理“边界”上的模糊相对的是心理“边界”上的日趋清晰，正如亨廷顿所指出，当前世界最大的冲突来自于文明_[3]。随着传播渠道、内容的丰富，人们更容易被民族主义所建构，出现“信息茧房”，而在不同“茧房”之间，矛盾更加明显，冲突也日趋激烈。

[1][美]本杰明·李·沃尔夫著，高一虹译，《论语言、思维和现实——沃尔夫文集》：商务印书馆，2012年06月

[2]高一虹．《沃尔夫假说的言外行为和言后行为》：《外语教学与研究》，2000 年第三期

[3]亨廷顿, 周琪. 《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修订版)[J]. 世界历史, 20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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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李理

编辑：李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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