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晓说》和《晓松奇谈》中，高晓松更多是点评历史，但坐在辩论队队长位置和嘉宾位置的高晓松，可以不留情面地点评选手，也可以毫无保留地表达他对肖骁从蛇精男成长为辩手的夸赞，以此展现有血性的一面。对肖骁来说，在奇葩说的经历胜过了他读四年大学，对高晓松来说，修炼成网红的路上，《奇葩说》承担了与《晓说》完全不一样的功能。

高晓松作为嘉宾参与的第四季第一期辩题是“亲戚总不把自己当外人，该不该jue（北方话，就是不给面子，冷面拒绝）他”，回顾《奇葩说》整四季，家庭关系题还有”催婚是爱是变态”、“婚礼真的有必要吗”等等。

我一些朋友是从第四季开始接触《奇葩说》的，最近他们开始回追，把前面三季也看了。他们和我说，好像每个话题都能戳到当下或曾经产生的困惑。

比如朋友关系方面，“好朋友的恋人出轨，你要不要告诉好朋友”、“跟蠢人交朋友你是不是傻”；最难的两性关系，“分手要不要当面说”、“‘生男生女’找对象到底该不该差不多得了”、“女生该不该主动追男生”；自我对抗但似乎永远没有答案方面，“我没有上进心，有错吗”、生活的暴击真他喵的值得感激吗”，这些在奇葩说都有过讨论。

那奇葩说有给他们困惑的答案嘛，并没有。个体的逻辑总是会有漏洞的，辩论的锋芒、价值的上升，最终提供的是一种“模糊”的平衡。这也印证了弗洛伊德所提出的人格结构中本我、自我、超我之间的矛盾冲突。但可以肯定的是，如果你愿意把观点分享给你所处的矛盾关系另一方，你的世界会少些混沌和暴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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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众文化理论家约翰·菲斯克提出过，“大众文本应该是‘生产者式的’。”

所谓“生产者式的”文本，是指读者可以对其轻松解读，同时又具有让读者独立生产意义的开放性。“生产者式文本”的其中一个特点在于，它自身就已经包含了与它的偏好相悖的声音，尽管它试图压抑它们。

第四季有一期辩题是“我奋斗的城市空气质量越来越差，我要不要离开她”。臧鸿飞说，我们就是迷失在了对欲望的执着中……“幸福的前提是健康，我必须要健康。”肖骁却说，很多时候我们都是在被不舒服的环境压迫着，也正是因为这种不舒服，atv，才练就了我们的一身铠甲。

正是类似上述这样的“生产者式文本”，观点的多元化与相对性，让受众能在节目中体验到参与和解读意义的乐趣。《奇葩说》聪明的一点在于它决定胜负的规则——不以哪方支持票数高而以票数变化数量决定，最大限度保持节目的矛盾性和多义性。

一个内容产品应该是被用户消费并且达成某种满足的：认知需要（获得信息、知识和理解），情感需要（情绪的、愉悦的或美感的体验），个人整合需要（加强可信度、信心、稳固性和社会地位），社会整合需要（加强与家人、朋友等的接触），舒缓压力需要（逃避和转移注意力）。

《奇葩说》辩论方式的选择和社会性议题设置，满足了上述大部分需要，也避免了一些娱乐节目一味娱乐过后带来的空虚。

《奇葩说》对处于关系焦虑中的一代互联网原住民来说，就好比美国新闻工作者普利策解读新闻记者对于社会意义的比喻一样：倘若一个国家是一条航行在大海上的船，那么新闻记者就是船头的瞭望者。他要在一望无际的海面上观察一切，审视海上的不测风云和浅滩暗礁，及时发出警告。”

《奇葩说》阐释信息的复杂、观点的灵活和世界的多元，但选择权和行动仍旧在你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