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安徽某都市报工作的2年间，张本渝在合肥买了房，每个月2200元的月供压力，让他只能找租金便宜的地方住，不过他运气不错，找到一对年轻夫妇合住，20平米的屋子每月只要1300元的租金，在他的央求下还能够按月付。他回忆起来这件事不无得意，像是捡了大便宜。

“其实《新京报》的待遇在行业里是领先的，我属于比较能跑的记者，一般一个月能拿到1万多，但在那时候，发稿少的记者就会比较少。”张本渝说。

可张本渝没干太久，就跳槽去了《财经》,原因是遭遇了“职业瓶颈期”，由于在北京没有人脉，他很难拿到独家，写稿子也感觉“没有深度，感觉思维僵住了”。

《财经》的待遇更好一些，调查官员贪腐、公司问题，也让他更有成就感。但没想到的是，这段职业经历却让他一度罹患抑郁症。

“说白了就是看了太多社会阴暗面，想不通大家为什么都不按规则办事啊，明明就有规则的呀。”他不想解释太多。

2015年8月13日晚，前《南方周末》调查记者朝格图因抑郁症复发离世

本能告诉张本渝这样下去“很危险”，他天天晚上12点后跑出去找朋友喝咖啡、喝酒聊天，“我得把负能量全部倾诉出去，转移给别人我就解放了。”他哈哈大笑道。

可大家为什么不按规则办事的疑惑，他至今也没有想通。

到2017年，张本渝正好满30岁，比起这些困惑，他不得不考虑些更为现实的问题——他没有北京户口、买不起房。

2017年，北京房屋均价达到52000元，这还包括房山、密云等偏远城区。罗昌平买房时的均价4500元，如今也只能在广渠门租一套20平米不到房子一个月；即使是租房的均价，也从2003年的1400元上涨到了2016年底的4560元。

“我想稳定下来了。”张本渝叹着气说。

今年年初，张本渝在朋友的介绍下跳槽到杭州某基金会，从此和身在北京的女朋友开始了“京杭双城记”。

幸好他负责的是公关、传播方面的工作，经常要到北京出差，周末也经常回到北京。

“都是成年人了，我们不再是刚毕业时的小年轻，懂得应该为自己的选择负责。”张本渝说。

基金会的工作强度比传统媒体要高不少，不过待遇也相应的提高了。杭州的生活成本比北京小了不少。张本渝感慨，自己在余杭区租了一套精装修的2居室也只要3800元/月，这个价码在北京二环只能租到一间次卧。

如果把合肥的房产卖掉，在杭州买房的压力不算大，“你知道吗，我们这80%都是从北京过来的”。

他这次打算在基金会长呆下去，“很简单，你不会再想那些乱七八糟的问题了，做公益让你觉得这个社会还是有希望的，还是有很多人在做事”。

他不再沉浸在那些离他生活很遥远的社会公平正义问题不能自拔，他现在更关心的是，杭州的阴雨天气太多让他“很不爽”；“工作日太忙了老盼着能不能快点到周末”；“太倒霉了，去年杭州颁布了要缴纳两年公积金才能买房的规定，我晚了一年”。

三

罗昌平虽然早就在北京买了房，但却一直没有北京户口。年轻时，他对北京户口嗤之以鼻，“觉得会限制自己的流动性”。

但今年，夫人怀孕后他的态度有了松动，“我有点后悔，如果有儿女，还是在北京有户口好些”。

2015年，罗昌平正式离开新闻业并创办了优恪网、成为投资人，投资了法网、丁丁律师等，这种转变源于他之前的新闻从业经验。

罗昌平对新的信息传播、影响社会结构的方式很感兴趣，2012年他察觉到了这种变化。“传统的信息发布方式过时了，当时人们普遍没意识到这一点，文章的发布要等杂志印刷出来才行？我现在发条微博就可以。”

为了证明自己的预判，atv，罗昌平微博实名举报了刘铁男，做这件事的初衷并非源自“新闻理想”，“这件事的最大意义是告诉我的同行和政府官员，新的信息传播格局变化了，过去的方法论都失灵了”。

“我从来没有什么新闻理想，记者对我来说就是一份工作，十年前的薪水也还不错，我不用迎合别人，能光明正大的赚钱，偶尔还能帮到一些人，这就是份不错的工作。”罗昌平说。

他的《嘉禾拆迁事件》报道被当时的东家《新京报》写进内刊，夸他有“新闻理想”，他看到后就和别人解释说，“我没有新闻理想”。

他看到很多现在在北京北漂的年轻新闻人，最大的感触是十年来工资水平几乎没有变化。

潘采夫对此也有同感，“现在对记者而言不是一个好的时代，为了收入入行，你一定会失望的。”

潘采夫

他认为新闻业的两大支柱是经济地位和调查性报道，缺一不可，如今因为传播格局的变化，两大支柱都岌岌可危，“这个行业自然就不太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