住宅问题一方面是满足基本需求，另一方面和阶层分化以及整个社会消费观念的改变相伴相随，这样引发的矛盾就会特别多，慢慢演化为道德问题、社会心理问题，以及政府职能怎么定位的问题。

　　改革开放近40年来，中国民营企业的生存发展环境历经了怎样的变化？

　　在21世纪初，靠一代人的时间，中国逐渐建立了以私有财产为核心的市场经济。这部分私有财产的建立，含有“原罪”的成分。第一代人把这叫“原始积累”，第二代人叫“资本积累”，以后就完善了，第三代人就不用再受原罪的困扰。

　　所以我们要有历史的大智慧，我说的这个智慧是指宽容，这实际上不仅是宽容某些民营资本，更是宽容在改革开放中所付出的代价，也是宽容过去管理经济的旧政策与僵化的体制。因为只有允许民营资本经过5—10年这样的原始积累，我们才能够稳定地过渡到现在的市场经济。如果连这个智慧都没有，我们就等于自己把社会进步的路子堵住了。

　　您认为良好的民企环境应该具备哪些要素，应该从哪些方面加强改进？

　　良好的经营环境一方面是国家法律法规的完善，对企业私有财产的尊重和保障；另一方面也要求企业家对国家、对社会进行反馈和回馈。你不能什么都不做，静等环境变化。每个人都是社会变化中的变量，你的正向力量会加速这种变化。

　　最近《人民的名义》很火，大家对反腐反贪的热情都迸发出来了。很多年前我说过，导致中国民营企业死亡率最高的因素是政商关系。但是现在来看，直播，企业与体制、企业家与政治家、民间资本与国有资本的关系与三四十年前已经截然不同。经营环境会自我净化，互联网+更是加速了这一过程。所以我们没必要过度关注经营环境，经营者应该把精力放在趋势和练内功上。

　　当下中国，住房问题已成为一个备受关注的社会问题。您觉得如何才能解决这个问题？

　　目前来看，中国的房地产问题还是住宅问题。住宅问题一方面是满足基本需求，另一方面和阶层分化以及整个社会消费观念的改变相伴相随，这样引发的矛盾就会特别多，慢慢演化为道德问题、社会心理问题，以及政府职能怎么定位的问题。

　　亚洲地区经济快速增长以后，在新加坡等国家以及中国台湾和香港等地区，都先后有一个阶段因城市化和人口聚集带来了住房的挑战，它们大都采取了不同的政策。比如新加坡采取组屋政策，政府管一部分，另一部分交给市场，完全自由买卖，开发商自己决定房子大小、价格等。欧美解决住宅问题也是沿着这个方向，只不过保障的多少不同而已。像德国保障60%—80%，大部分人都是租房，不鼓励市场交易，但允许长租。美国是彻底自由化、市场化，住宅几乎都是市场交易，保障部分占得很少。

　　中国人均住房面积从改革开放之初的1.9平米发展到现在的30平米，已经接近日本，但我们仍然忧心大家买不起房。这个话题放在行业的大规律中来看，要等人均GDP提高到8000美元时才能解决，因为那时人们所有的温饱、基本生活需求等问题都已解决。当GDP处于这个阶段，人均住房面积在欧洲约45—50平米，美国更多。在全世界，所有人均GDP达到8000美元的地区，人均住房面积都可以达到35—40平米。现在中国大陆人均GDP超过1万美元的城市已经有10个以上，如果再发展10年，县城人均GDP将由4000美元达到6000—7000美元，省会城市则会超过8000美元，那时住宅问题这个社会话题就要退位了。

　　听说您下半年要发射卫星，并对关于火星的太空计划比较感兴趣，您这种视角的转变是因为什么？

　　我们看现在的地球，地球人的特权已经逐渐在丧失，但是宇宙人的身影却越来越清晰。未来人类和太空之间的关系，不再像隔了一堵墙的邻居关系，要把这面墙打通，让太空成为人类一部分的生活区域。为了满足我或者说大众对太空的好奇心，所以我最终决定在今年下半年发射“风马牛一号”卫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