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在如今这样的创业环境下，两种选择都无可厚非，但人们对待两者的态度却异常分明：将理想的情怀和惋惜的情绪寄托于前者，再将鄙夷的不满和自我的行动托付于后者。

　　所以说，徐晓东真的赶上了社交网络的好时代。

　　在这个好时代里，人们在创业导师或者成功学的灌输下，心中满是标签化的概念，和成功的密匙，却没有见过实实在在的操作，也缺乏动力去了解实实在在的拳脚。于是有擂台、有拳头、有结果：被打败的是所谓的“导师“，这就是观众人们心中最标准的格斗标配，人们也不愿去了解除此而外的格斗要素，受众教育的路径已经精简至极；

　　在这个好时代里，技巧可以脱离“力量与速度”，借助网络成为可以独立角逐的变量：当小众的擂台格斗，变成了一次跨纬度的对抗仪式，参与维度也便同步放大。搏击运动员评论格斗技巧，功夫明星们评论武术招数，力挺传统武术的学者们评论文化现象，乃至于给很多受困于KPI的新媒体小编们制造了许多蹭热点的素材。

　　武以侠而传，形具意则久，人因情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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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0年前，法国社会心理学家古斯塔夫-勒庞对“乌合之众”的现象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许多的个人一旦构成一个群体时……其行为方式会和平时独处的时候大相径庭……人们会非常容易不加怀疑地接受群体提供的意见、想法和信念，并盲目的模仿群体中其他人的行为和态度”。

　　人们套用这个理论解释了许多现象，j2直播，许多过去毫不相干的话题彼此之间也有了联系，比如1960年代的嬉皮士运动的兴起、披头士乐队的走红、毕加索的艺术巅峰、川端康成的自杀，都可以用“集体无意识”这个主题来统筹表述。

　　于是同期发生的“周杰伦西安演唱会”事件，就成为了一个非常有趣的样本。

　　周杰伦可能是这段时间里，唯一在头条热度上与徐晓东和雷公太极相抗衡的人物。起因是他公然在演唱会的舞台上，让“疑似干扰歌迷举灯牌”的警察人员“滚出去”，还顺带着引起了全场歌迷的集体起哄，场面一度十分扭曲。

　　这件事完全没有洗地的必要，“错了就是错了”，何况周董本人都通过各种途径道歉，被央视点名为“知错就改的优质偶像”。

　　然而事情结束得出乎意料的拖沓，剧情大抵可以总结成“一粉抵十黑”。

　　现场警察将歌迷的灯牌带离观众席，为的是不阻碍后排观众的视线，同时也防止挥舞灯牌时可能造成的擦碰，最终受益者是歌迷；

　　周董尝试着跟拿走灯牌的警察进行沟通，随后用“滚出去”来呵斥沟通无效工作人员，最终的受益者也是歌迷；

　　假设没有那个违反规则的歌迷，没有那些跟着起哄的现场观众，贵为天王的周董几乎很难与一名警察发生什么交集。

　　于是整个事件的舆论就呈“莫比乌斯环状”发展，稳稳地变成了一个悖论：作为事件由头的“歌迷”似乎获得了舆论上的豁免权甚至是特权，在担任参赛者的同时也兼职起了裁判的角色。

　　当你好不容易理顺逻辑，准备举起猎枪追杀元凶的时候，却发现瞄准镜的另一端却成为了举起猎枪的自己。

　　事情很魔幻。但环境能够孕育出雷公太极和徐晓东的“公开约架”，可以孕育出“方丈都不认识的少林武僧”替中原武林维护尊严，一切就没有那么意外了——大环境正是无意识地纵容甚至鼓励这样的“代言集体情绪”的行为，作为掌握上层话语权的人们何乐而不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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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代宗师》里的叶问说：“功夫，两个字，一横一竖，对的，站着，错的，倒下。”

　　说出这句话时的叶问年少轻狂，再加上祖上留下来的殷实家产，让他成为了实用主义的忠实拥趸，希望用自己的拳头击败每一个挑战者。

　　后来他遇到了正准备金盆洗手的北方宗师宫羽田。面对拳怕少壮的挑战，宫老先生说了一句让叶问受益终生的话：“今天我们不比武功，比想法。”

　　有人说宫老先生是大智慧，设局让在武功上早已服众的叶问在智慧上充分展现自己的才能，好让他传承自己一统南北武林的衣钵；

　　有人说宫老先生还是心有不甘，试图寻找别的维度给叶问来一个下马威，好让南方武林的诸位高手不会在自己退出后，为难北方武林；

　　有人说宫老先生就是不行了，随便找一个温和点的借口让自己“胜得伟大输得光荣”，叶问也很识趣地给他了台阶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