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物研究用于预测人类结果的价值也遭到了来自监管毒理学领域的质疑，毒理学领域的研究者们依赖一组高度标准化的动物实验来评估各种毒性，但仍对动物结果附复制于人类临床研究表示质疑。尽管许多毒性检测方法存在严重缺陷，但这一领域的研究者们大部分是50至60岁，接纳并采用新方法的速度一直很慢。 2007年是毒理学领域的一个转折点，这一年出版了一份来自美国国家研究委员会（NRC）的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报告，为获得能更准确地预测毒性作用在人类体内作用的数据，报告强调了采用体外和计算机方法的必要性。这份《二十一世纪毒性测试：愿景与策略》报告由美国环境保护署委托编写，其部分原因是认识到现有毒性试验方法的不足。NRC在愿景中要求从化学测试中的动物使用转向计算模型和高通量和高含量的体外方法。报告强调，这些方法可以比传统的体内方法提供更多的预测数据，更快速，更经济。

　　尽管监管毒理学领域的动物研究正在发生变化，尽管在基础和应用研究领域中使用的动物比监管毒理学中使用的动物要多得多，但在监管毒理学研究中对替代动物方法的讨论也相较其他领域少得多。从本质上来说，由于监管毒理学本身的研究问题多样性就有局限，以及毒理学领域的研究时常被禁止，因此很难对研究中的动物使用进行系统地探讨。因为研究人员经常使用非常专业的测定和相关系统来拯救他们的假设，所以在这一领域的动物替代研究是一个更具个例化的努力。研究人员和监督委员会必须评估研究问题的相关性，以及现代分子和细胞生物学、遗传学、生物化学和计算生物学的工具是否可以用于代替动物。虽然这些工具本身没有一个能够复制整个生物体，但它们确实提供了对分子活动的机械理解。研究人员和审查者对于物种间疾病的临床表现和表现差异以及可能颠覆最终结果的解剖、生理和遗传差异的评估非常重要。另一个相关的考虑因素则是动物数据能够反映相关的表观遗传效应和人类遗传变异性。

　　许多研究人员开始仅仅依靠人类细胞和组织的数据检测来解决大面积的治疗研发问题。在疫苗检测和研发领域，研究人员已经开发了替代性的体外人类免疫系统来帮助预测个体对特定药物或疫苗的免疫应答系统。该系统包括来自不同人群的数百名个体的献血者基因，并展现了许多优势，其中包括预测性高通量体外免疫学以评估新药和候选疫苗，测量不同人群中的免疫应答，更快的发现周期，更好地选择候选药物进行临床评估，并减少将药物和疫苗引入市场的时间和成本等等。在疫苗研究中，该系统可以在每个阶段使用，包括体外疾病模型，抗原选择和佐剂效应，安全性测试，临床试验，生产和效力测评。与动物实验数据相比，该系统产生了更准确的临床前数据。

　　上面的例子说明了技术的创新应用如何能够产生对人类更有意义的数据，并减少或替代动物使用，但医学进步也可能需要更新的方法来确定研究重点。苏珊爱研究基金会（SusanLove Research Foundation）主要致力于消除乳腺癌，这使科学家们从动物研究转向涉及妇女的乳腺癌预防研究。如果研究人员能够更好地了解增加乳腺癌风险的因素，以及有效预防的方法，那么就有更少地妇女需要治疗乳腺癌。尽管最初调查者发起的是一项动物研究为基础的调查，但该模式试图解决关爱患有乳腺癌风险或受其影响的妇女的核心问题。这种方法有助于招收妇女参加研究，包括由国立卫生研究院和国家环境卫生研究院资助的国家项目，以了解环境和基因如何影响乳腺癌的风险。这项研究始于2002年，但仅仅依靠动物研究是无法最终完成的。

　　同样，强调循证预防的任何方法都将为动物和人类带来好处。由于资源的限制研究人员可能需要一种把重点放在研究具有最大公共卫生威胁的疾病的战略方法，并逐渐将这些威胁越来越多地通过科学手段纳入到可预防疾病的范围当中。

　　对动物使用进行审慎考量，道阻且长

　　自从1959年罗素和布奇著作出版以来，显然科学界出现了许多关于科学和伦理的讨论并有了许多进展。然而，直播，科学界的一些人开始质疑动物数据转化为人类知识和人类治疗的效果。由于如今越来越复杂的技术可以用于解决研究问题，努力客观评估动物研究对于人类疾病的理解和治疗的价值在现代变得尤为重要。在对动物情感和认知有着坚定的科学见解之前，人们对动物使用的伦理反对就已经公开表达了一个多世纪。现在，人类更好地了解动物感知痛苦的能力，促使更多人审慎考量人类对动物的使用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