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5 年，OED 团队又开始运用由美国密歇根大学开发的 Making of America 线上数据库——其中储存在密歇根大学资料库里关于美国早期书本、杂志的资料。这也是 OED 编辑们再一次从 CD 格式的数据库转向利用在线数据库。

　　2000 年，Simpson 和他的团队正式将 OED 搬上线。自那以后，编辑对词条的增补和修订都可以通过网络来进行，人们可以通过订阅的方式来获得 OED 最新的词条收录。

　　2000 年上线的网页版 OED。图片来自：ARIADNC

　　“当你去了解一个词语时，你会对最后它会呈现出一个什么样的产品有个大致的感觉。每个单词都是一首诗——小到像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大到像乔伊斯的《尤利西斯》。但当在电脑上编撰辞典时，我们越来越多地意识到，其实并不应该关注某个单独的单词，单独的单词就像‘语言’这张拼贴画上的某一块砖。在现在我们得以建立的语言网络里，你能够看见相比旧时期来说更清晰的、词与词之间的紧密关系。”2013 年，John Simpson 在接受《时代周刊》采访时说道。

　　所以，图书馆装载的纸质材料会随着电子数据的建立而消亡吗？John Simpson 也问过自己这个问题。

　　他不久就发现这种担心看上去有些多余，因为即便电子数据库能够帮助编辑找到比以前多得多的资料，却并没有真正意义上提高词条编撰的速度。一方面，其实人们并看不了这么多信息；网络材料的不准确性也会给查证过程带来麻烦。“有时候，”Simpson 说，“你还是得依靠纯粹的人力、以及一名足智多谋的研究员在一座书架的深处发现问题的根源。这两种考证方法是可以同时存在的。”

　　而牛津英汉词典的 App 化，atv，是在一个叫刘浩贤的中国人倡导下完成的。

　　刘浩贤加入牛津大学出版社香港分部 16 年了。刚入社时，他负责英汉字典编辑助理的工作。现在，他是牛津英汉词典的主编，也是牛津大学出版社大中华区词书出版的负责人。

　　就在 John Simpson 快将退休的时候，刘浩贤和他的团队负责将牛津高阶英汉双解词典（第七版）做成了一个 App。

　　图片来自： 当当

　　“挑选牛津高阶来做我们数字化出版的一次试水，是因为这本词典一直以来的销售都比较稳定。”刘浩贤告诉《好奇心日报》。

　　大约在 2011 年，刘浩贤代表牛津大学出版社与商务印书馆提出制作 App 的想法。由于互联网和搜索引擎的介入，纸质词典在全世界范围内的销售都进入了一个急速下降的状态，改变已然刻不容缓。

　　当时牛津大学出版社已经具备了一些相关数字产品制作研发的基础，这其中包括向一些电子产品生产商进行内容授权。 一个典型的案例是从 1990 年代末开始与日本卡西欧合作推出的电子词典。它大大简化了手动翻阅查词的过程，同时在较小的体积里详尽地录入十多本不同版本和用途的词典。

　　但他仍然要面对的现实是，整个辞典编辑团队对开发一款 App 的过程一无所知。

　　不仅如此，刘浩贤的 App 提案一开始就受到了来自各方的阻碍。由于电子书籍的读者群尚不明确，各个出版社都对刚刚兴起的数字出版业务并没有信心。另一方面，一百多年来，纸质词典已经形成了一个完整的销售、营销渠道和参考标准，但App要卖给谁？怎么宣传？没有人知道。

　　“正是这些不熟悉，导致在提案初期所有的合作方都对此怀有戒心。”刘浩贤说：“唯一能够借鉴的标准就是那些打入排行榜前列的软件，于是我们就一个一个下载下来研究，这些软件有什么缺点、有什么我们可以做，有什么我们做不到？有些编辑甚至是因为这个项目才拥有了第一部智能手机。”

　　另外一个让刘浩贤感到压力倍至的因素是：词典软件的盈利模式到现在还没有一个清晰的定论。

　　在整个 App 开发策划案敲定前夕，他被上司问了两个问题：现在做数字版本，对纸本出版会有什么样的影响？这个数字版本，能赚多少钱？

　　“我当时没有想太多。”刘浩贤回忆道：“当时我的回答是：第一，不要把出版数字版本看成是对纸本的打击，因为数字版本的使用方法和纸本是有差别的。数字版本是一个全新的机会——找到新的读者，以及，为老读者带去新的内容。第二个问题，我不能告诉你我们能赚多少钱，但我能告诉你我们最多能赔多少钱，就是赔掉我们编程开发的费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