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完想法，立马做，很快见到效果。这个过程让你觉得自己的工作很有意义，特别是那时已经有产品了，能够看到用户的反馈，更不一样。”李伟星形容当时体力上是累的，但精神是愉悦、亢奋的。

后来小米被外界诟病的“996”工作制便诞生在那个时候。从早九点工作到晚九点，一周工作六天，这样高强度的安排从未被明文规定，而更像是心照不宣的“潜规则”。

在“996”的加持下，MIUI开创了业界最快的发布节奏：每周五更新一个版本，让用户反馈的需求得到快速响应和修正。

如此快的发布节奏能让团队保持高涨的工作热情和士气。比如一个用户反馈一个功能痛点，下个星期更新后痛点就被满足了，团队的劳动成果也立刻得到正反馈——这样的心理反馈机制跟游戏的确很像。

有一次金凡要做一个通知栏的改进，准备了A、B两个方案。金凡倾向于B方案，阿黎却坚持A方案，最终因为要快速决策，阿黎拍板了A方案。

结果当天晚上在论坛上被用户骂得很惨，金凡和小伙伴们在下个版本就改回来了。

“我们响应用户的机制非常快速。现在不满没关系，下个版本立刻让你爽回来。”金凡说。那之后阿黎觉得不好意思，还问金凡要不要出去喝酒。

定时定点发版本看起来很简单，实际上对团队的能力要求非常高。

“什么时候规划功能，什么时候写代码，什么时候测试，测试周期多久才合理，这之前设计师什么时候ready，产品功能什么时候ready……一周一版本的发布节奏需要不断摸索，才能达到快速迭代和质量保证之间的平衡。”李伟星说，这过程中摔过的坑吃过的亏不少。

在这样的运营模式下，MIUI很快树立了在业界的地位，甚至在全球范围出现了十多个“米粉”自发组织的国外粉丝论坛。

早期的MIUI对国产手机ROM发展的带动作用也特别明显，当时几乎所有友商开始做ROM，都必须拿着MIUI抄一抄。某些公司在做一个功能的时候，如果有疑虑要不要做，说服老板最有力的理由是：你看MIUI都做了。

4.“哥们消失一年就做了这事”

跟MIUI一样，小米手机也是从零开始。

在小米“开天辟地”之初，雷军就已经决定了要做手机。

当时国际大牌手机占据着4000-5000元价位，国产机则大量集中在运营商的定制机市场。消费者要么选择高价大牌旗舰机，要么选择打电话发短信为主的国产低端机，市场上压根没有2000元左右的“高性价比”智能手机可选。

这正是小米看中的市场空白。对于当时的手机厂商而言，以低于2000元的成本打造高配置手机并不难，难题在于如何在算入高昂的渠道运营费用以及市场推广费用之后，把手机以不到2000元的售价卖出去还不亏损。

王立（化名）要做的就是这样一款手机。

王立毕业于北京大学，当时是摩托罗拉的资深员工。2009年下半年他完成了一个项目，突然变得很闲，“就觉得很不爽”。

当时大型外企的生活特别舒服，很多人早上十点上班，下午五六点就走了，一天也不干什么事情。

“中午跟他们吃饭，聊孩子、房子、车子，听得很不爽，没法聊到一块。”毕业于名牌大学的王立有理想有抱负，当时看了李开复的《做最好的自己》，特别担心自己再这样待下去会“待废了”。

在“摩托罗拉不一定能养我一辈子”的想法下，王立开始找工作，很快就拿了几个offer，其中就包括李开复的。

正打算去新公司上班，一个刚刚从微软跳槽到小米的大学同学给他电话，问他要不要跟雷军聊一聊。

“我说我已经拿到offer了。他说就聊聊，不少胳膊不少腿的。我就说好吧。”王立说。

他和雷军从中午一点聊到下午五点，offer就签好了，没两天就到小米上班了。

当时最打动王立的是雷军的一个想法，而这个想法也贯彻了小米公司成长的整个过程。

“他说，‘我的手机会卖得很便宜，会让很多人来用它，会有一千万人来用你做的手机。’”工程师最大的追求就是成就感，作为一个理想主义者，王立觉得自己的价值观跟雷军很一致，便毫不犹豫地加入小米。

2010年8月入职的时候，王立是小米手机团队屈指可数的一员，当时甚至周光平都还未加盟。

“人也没有，资料也没有，什么东西都没有，一开始就是告诉老大（雷军）要花什么钱去买什么东西。”王立回忆。

要组建完整的手机团队，要么费劲一个个位置招，要么拉拢到业界大佬过来。雷军选择了后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