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人员研究了两种场景：在第一种场景下，10人小组被分成了两个子集群，几乎所有对话都在子集群内部进行；在第二种场景下，10人小组本身组成了一个大集群（参见“你好，接线员，我找……”）。Coman表示，虽然单集群中的被试者就同一套信息达成了一致，但在第一种场景下，两个子群往往会分别就有关这些虚构志愿者的不同“事实”达成共识。

　　Source: Coman, A., Momennejad, I., Drach, R. D. & Geana, A. Proc. Natl Acad. Sci.USA113,8171–8176 (2016).

　　这一效应在现实世界中明显存在。在1948年和1967年的中东战争期间被迫背井离乡，分别生活在以色列和约旦河西岸的巴勒斯坦人虽然拥有共同的巴勒斯坦-阿拉伯人身份认同，但却对自己的过去持有不同的认知。柏林墙建成后，人们对真相的认知也出现了类似的分歧。

　　在实验室中，Coman可以操控社会网络，并考察由此形成的记忆。对比两种场景后，他发现了“弱连接”在信息传播中的重要性。这些连接存在于网络之间而非网络内部（比如是熟人而非朋友的关系）。它们有助于同步不同社会网络所持的认知。“它们可能是驱动整个社区形成集体记忆的动因，”他说。

　　提醒人们在记忆趋同过程被消除的信息或许是弱连接的功能之一。但时机也具有重要作用。在一项未发表的研究中，Coman发现如果弱连接在网络成员互相讨论前提供了信息，那么该信息将更有可能塑造他们的集体记忆。一旦社会网络对过去发生的事情达成了一致认识，集体记忆就会对与之相左的信息产生一定的抵抗。

　　Coman认为记忆趋同会强化群体凝聚力。“由于拥有相同的记忆，我们就有更强的身份认同，而且很有可能对彼此更加关心，”他说。大量研究将强烈的群体身份认同感与自我报告的更强的个人幸福感联系在一起。有关家族的研究也体现了这一点。美国埃默里大学的心理学家Robyn Fivush研究的是家族历史的传承。“我们发现，对家族历史了解较多的少年和青年人心理更健康，”她说。

　　虽然共有记忆或许可以促进人们形成关系更紧密的群体，但它们也可能会扭曲局外人的角色，在不同群体之间产生隔阂。记忆塑造群体身份，群体身份反过来又塑造记忆，这是一个潜在的恶性循环。弱连接具有重要的矫正效果，但在没有弱连接的情况下，不同群体也可能就相互矛盾的历史版本达成一致认识。这样的历史共识可能存在于雕像和历史书籍中，传承给子孙后代。但它们也可能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发生变化。

　　制造记忆，制造历史

　　比利时奥斯坦德市有一座比利时国王利奥波德二世的公共纪念碑，碑上国王的身边围着两群恭顺的子民——一群是比利时人，一群是刚果人。2004年，一群抗议者认为该纪念碑误传历史，砍下了其中一个刚果人人像的一只手。他们匿名向一家当地报纸解释说，断手更准确地反映了利奥波德二世在比利时非洲殖民地中扮演的角色：不是善良的保护者，而是残忍的暴君。

　　2010年，来自布鲁塞尔自由大学法语校区的社会心理学家Laurent Licata和Olivier Klein开展了一项调查，研究各代人对比利时殖民历史的态度。他们发现，对于现在的刚果民主共和国，比利时学生的集体愧疚程度和对弥补措施的支持程度高于其父母，而他们的父母与其父辈相比也是如此。

　　研究人员认为，导致这种变化的一个重要因素是Adam Hochschild影响力极高的著作——《利奥波德国王的鬼魂》（霍顿?米夫林出版公司，1998年）一书的出版。书中描述的殖民时代远比人们此前接受的更加黑暗。“该书刚出版时年纪较轻的人受其影响尤其显著，”Licata说，“而年纪较大的比利时人则是在不同的事实环境下成长起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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