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袁世凯小站练兵，广罗人才，文有徐世昌，武有龙虎狗（王士珍、段祺瑞、冯国璋），但最得宠的是马弁式军人，如后来的直系领袖曹锟。

　　曹为人忠厚，在军中任人役使，从无怨言，曹三傻子之名深入人心，竟至传入袁世凯耳中，老袁以曹能忍人所不能忍，所以另眼相看，不断越级超擢。

　　这类人是任何组织凝聚力的主要来源，但从来都是珍惜动物。

　　英国二战电影《抗暴记》里，一位德军上校向意大利人吹嘘自己惟命是从的副官，“有一团这样的人我能征服世界”，意大利人反问，“那你有没有一团这样的人？”

　　第二类是乡愿（请自行百度之）。

　　就是那些领导自己叫了趟出租车，到食堂打了次饭，休假时爬了回雪山，就感动得要死要活，佩服得五体投地的人，自轻自贱到可悲可悯的程度。

　　这类人要么是脑残，要么是野心家。

　　但今天公司里更多的是第三种人：躁进之士。

　　所谓躁进就是为了成功，不择手段，不计后果，这个倾向自古有之。

　　南北朝时的王融，少有文才，年不满三十就奢望公卿之位，后来做到中书郎，某次早朝遇上交通拥堵，就大哭：大丈夫出门没有骑兵开道，还活什么劲儿？

　　我见过好几家上市的创业公司，最大的变化不在组织机构，而是发生在楼下的停车场里，期权兑现后，旬日之间，通用、大众就会被BBA全面洗牌，无一例外。

　　这一辈的中国人看多了赢在中国之类的创富故事，成功观和财富观都被严重扭曲，中国从不缺能人，但绝大多数都是才情有余，德不配位。

　　所以创业圈里、职场上才有那么多兄弟阋墙，反目成仇的悲喜剧，因为体系向来只重能力搭配，没有道德补丁，高速发展后，离心力过载，必然自爆。

　　晚清湘军，提供了另一种内聚力组合的方案。

　　湘军人才辈出，但曾国藩最为推崇的却是“坚持之力，调和之功，综核之才，进德之猛”都超过自己的另一位湘军大佬，胡林翼。

　　胡之为人，会做官也会做事，他的人生哲学就一条：不慕荣华，但求畅行其志。这种非典型人物的存在，说明了湘军的人力搭配有独特运思。

　　胡林翼的成功，始于他与老上级官文的默契。

　　胡任湖北巡抚时，满人官文为湖广总督，历来督抚同城，争权夺利者多，和衷共济者少，但胡的志向与众不同，他功成不居，凡事归美于官文，而官文也得到高人指点，胡既有命世之才，又无觊觎之意，何不坐享其成？

　　于是胡林翼的勇于任事与官文的因人成事就成了千古绝配，胡得以调动体系内的全部力量为战争服务，湘军屡败于石达开，能败而不隳者，全赖这位后方的萧何。

　　此外，湘军是书生典兵，价值观方面始终有高度共识，根据太平天国史专家罗尔纲对182名湘军将领的考证，有进士、举人和生员功名的达到104人，占比达到58%，高级将领更是高达70%以上。

　　所以整个团队始终节操在线。

　　相比之下，中国创业公司之所以内斗频仍，弄出那么多血泪史和控诉信，缘于三点：

　　首先是斗争哲学深入人心。

　　与天斗，与人斗，其乐无穷，是很多人信奉的人生哲学，只要原则问题不妥协，设定道德底线，内斗甚至被认为是必要的，良性的和有意义的。

　　有斗争自然有胜败，但多数根本分不出什么是非曲直，只是向世人展示了撕的过程而已，atv，正如某知乎答案里说的，把捍卫观点变成了捍卫尊严。

　　事后再看，他们又争了些什么？

　　其次是强人心态。

　　互联网时代信奉的是草根逆袭，每个人都有高估自己的倾向，都觉得自己是大牛，创业咖啡馆里聚集着无数自以为是乔布斯复生，马云再世的人，每个人都觉得自己有手撕别人的能力，一旦对方拒绝匹配这种认知，就特别受刺激。

　　如柏杨所说，提刀就上的，是流氓，提笔就写的，是文痞。

　　而且所谓大牛，多数时候也只是显得很牛而已。

　　三国时，刘表就有一头千斤大牛，食量十倍于普通耕牛，但负重致远还不如最瘦弱的小牛，曹操夺取荆州后，第一件事就是杀之飨士。

　　最后，成功被绝对化了。

　　互联网时代的成功被做了史上最狭义的界定，是成千上万种人生乐趣中最简单的那一种，但也最容易被量化，很多人情愿付出一切去享受人上人的感觉，这就导致每个团队里都壅塞着大量单向价值观的人，系统内耗严重而润滑不足。

　　这是管理者和企业文化必须要背的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