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年前，阿里曾发布会打假报告，数据分析显示，近9成的电商售假团伙来自十个区域，前3大区域分布在珠三角、长三角、东南等地，这些窝点，原本就是线下制假售假的高发地带。

　　现在，通过大数据分析技术，阿里可以尽力将假货隔绝在平台之外，截止2016年8月，12个月内阿里主动防控系统拦截了3.8亿个假货产品页面，但没有执法权的阿里，无法去彻底清理线下的造假窝点，更无法阻止制售假在线下的泛滥和平台间的流窜。

　　一个典型案例很能说明问题，2015年，阿里输出线索联合公安打掉一个制售假LV案，并抓捕了制假者；一年后，在和公安配合打掉又一个制假窝点时发现，这次与之前的案子居然是同一批制假者。

　　第二，司法心太软，惩罚不到位。

　　售假造假在中国更为猖獗的另一原因，是中国司法制度的不完善。

　　以阿里巴巴的数据为例：2016年全年，阿里巴巴平台治理部门共认定和处理制假售假案件线索4495条，案值均高于目前刑法所规定的5万元起刑标准。执法机关接收线索1184条，截至目前通过公开信息能够确认已经有刑事判决结果的仅33例。制假售假受到刑事处罚的比例不足1%。

　　所以，淘宝打假再花20亿，再用4000人打假，如果司法制度不健全，惩戒措施不到位，售假造假的源头也难以遏制。

　　可以类比的是美国，美国联邦法律规定：制假售假初犯者将面临10年以上的监禁，重犯者将面临20年以上监禁和500万美元的罚款，因假货造成死亡后果的个人将会被终生监禁。而对于公司处罚就更加严厉，罚金高达1500万美元。

　　而在具体的司法实践上，目前中国法律是从制假售假案件的判决结果，来量刑和处罚，这样的法律设定，导致司法机关作茧自缚，因为很多造假导致的损失涉及到众多消费者，难以统计，所以只有只有极少数造假售假者受到实刑处罚。

　　阿里巴巴曾抽取33份制假售假案件的判决书显示，已判决案例涉及47人，其中判缓期执行的有37人，比例高达79%。例如东部某省一个销售假冒品牌女性内衣案件，法院认定其涉案金额达200多万，属情节特别严重，判决结果为判3缓4，并处罚金30万元，没收违法所得20万元。

　　造假售假的高收益，以及法律制度缺失导致的低风险和低惩戒，让售假造假者变得有恃无恐。只有让售假造假者倾家荡产，让惩戒的风险和损失远大于售假造假的营收和暴利，才能从法律层面实现对售假造假的威慑力。

　　因此，浙江大学刑法研究所执行所长高艳东认为，未来司法机构应该修改售假制假证据认证标准，可以考虑采信大数据分析结论、经验证的电子证据，有条件地采用抽取证等证据标准。

　　而司法对不给力，也让阿里的诸多打假成果付之东流————就像打地鼠游戏一样，敲死一个，又冒出来一个，所以要彻底打死地鼠，必须先彻底堵死老鼠洞。

　　无奈的郑俊芳说， “刑事打击的筛子眼儿太粗了，犯罪分子大多漏下去了，缓刑的比例那么高，很多制假售假者根本就没受到有效惩罚。”

　　因此，倍受假货折磨的阿里此次倡议，要向阿里呼吁：完善相关法律法规，严格执法、加重刑罚、加大打击制假售假的执法力度。阿里巴巴集团不惜为此成为制假售假者最恨的人。让假货在中国绝迹，必须全民喊打，人人尽责。

　　在整个造假售假的链条中，消费者、品牌商、平台无一不是受害者。淘宝打假，是马云和阿里的责任；但是彻底打假，却仰仗于司法制度的完善。没有彻底杜绝假货，与其说是阿里不给力，倒不如说是司法制度不完善。（本文首发钛媒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