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nder表示Broad Institute对生殖系细胞编辑治疗是“忐忑的”。 Broad Institute拥有一系列CRISPR的专利，它允许生物技术公司使用这些专利，但是要求它们不能把这一技术用于生殖细胞编辑。“直到整个社会达成共识前，我们不希望批准把这一技术用于生殖细胞编辑，但是我们社会离达成共识还很远。”Lander说到。

Broad Institute的CRISPR专家张锋博士

　　这篇报告也明确区分了改变胚胎基因与改变成人或孩子的DNA。后者，是基因治疗，已经是医疗研究中成熟的一部分，它不会引起一些伦理问题，也应该被鼓励一直进行下去。包括CRISPR也应用在癌症和肌肉萎缩的基因治疗之中。

　　而在改变人类胚胎基因这方面，避免严重疾病和“优生)”的界限可能会最终变得模糊。除了避免已知的基因疾病如地中海贫血和囊性纤维化的传递外，报告作者也指出，基因编辑可起到类似疫苗的作用，使人类更不容易感染HIV和罹患癌症。

　　比如，拥有特定基因ApoE的人群更不容易患上阿兹海默症。报告作者指出，替换“保护性”的基因ApoE或者其他基因到胚胎中，也被认为是可以接受的，因为它最终还是为了防止疾病。

　　“我们不认为预防疾病是一种强化”， 威斯康星大学生物伦理学家R. Alta Charo说到，她也是专家小组的联合主席，“但是这该不该被允许还是要看管理者”。她说专家小组并没有指出生殖细胞编辑在哪些特定疾病或者情况下才适用。

　　控制科学技术是很难的。一点担忧是，医生和科学家们会出国去到那些允许此类技术的国家，或者根本没有立法的国家去实施这项技术。这已经在其他技术上被证实是会发生的，如涉及到把DNA载体在卵细胞间转移的线粒体转移技术。去年，一位纽约的不孕不育医生在墨西哥实施了这项技术，治疗了一个美国妇女。

　　很多科学院的提议很快就会被弃置一旁，只有小部分专家感兴趣。但是波士顿大学的生物伦理学家George Annas说这项提议具有政治上的爆炸性影响的潜力，因为生殖细胞基因编辑给了家长一种“生育自由”，就像堕胎一样。

　　“科学家们坚持这是风险和利益的问题，而不是道德判断的问题”，Annas说到。他认为专家组“低估”了大众对于这个提议的厌恶。“这就好像酷刑——有些人认为我们根本不该这么做，而其他人说‘不，不，如果酷刑有用的话，那么还是可以做。’设计婴儿很像是这个问题。”

　　Charo也承认她的专家小组没有考虑过这项发现的政治后果。“我们看这些问题没有考虑在政治上的情况。政治一直在不断地变化”，她说，“但对政治影响的评估超出了我们的能力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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