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正非回忆说：“从1998年起，华为投入数十亿美元，邀请IBM等多家世界著名顾问公司，先后开展了IT S&P、IPD、ISC、IFS和CRM等管理变革项目。变革的指导方针，是‘先僵化、再固化、后优化’。僵化是让流程先跑起来，固化是在跑的过程中理解和学习流程，优化则是在理解的基础上持续改进，我们要防止在没有对流程深刻理解时的‘优化’。”

　　针对执行中的抵触情绪和修改企图，任正非明确指出：“我坚决反对搞中国特色的管理、华为特色的管理。所谓管理创新，在现阶段就是要消化吸收西方成熟的管理经验。”

　　他总结道：“华为之所以能取得今天的成绩，就是因为十几年来认认真真、恭恭敬敬地向西方老师学习科学管理，真正走上了西方公司走过的路。这是一条成功之路、必由之路，我们还要沿着这条路走下去。”

　　以营收计算，2013年华为超越爱立信成为行业冠军，此后持续扩大领先优势，并大举进军国际同行们放弃的C端业务，如今，华为几乎被人当成了一家手机公司，虽然它C端业务的收入只有B端收入的一半。

　　中海油和华为的故事是那么的不同，但一个是国企一个是私企，对比这种不同有意义吗？

　　有。因为国企控制着金融保险、能源电力、电信、民航、装备制造、航空航天、铁路公路港口等国民经济的核心部门，掌握着全社会一大半的信贷资源，国企的定位对错、效率高低，直接决定中国经济的质量，并影响你我的切身利益。

　　国企改革改了快四十年了，建立这套体系也不过花了三十年。几十年来，官员们出国做了无数次考察、学者们写了无数份报告、党政部门通过了无数次决议，但始终未能解决最基础的问题，就是把企业当企业来办。用国务院国资委首任主任李荣融的话，国企应该是一个经济组织而非政治组织，“不管是什么所有制的企业，要想搞好，都必须遵循企业发展规律。”

　　李荣融是退休三年后，在2013年秋天接受我们专访时说这番话的，他说他任内最看重的工作是在央企建立董事会制度，因为要推进国企市场化，推动政企分开，董事会制度是最好的“抓手”。而他最担心的事情，就是政企分开又走回头路。

　　三年之后，不少央企的董事会都变得形同虚设，党委会成了最高决策机构，党管干部升级为党管企业。

　　国企改革就是这样不断的兜圈子。1993年的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就已把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作为国企改革的目标，并对现代企业制度下了定义——产权清晰、责权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

　　其实不用说很多，什么叫政企不分，什么叫现代企业，打开中海油和华为的网站一目了然。下面这两张图分别是两公司2016年12月2日上午的首页：

　　一个对上级负责，一个对客户负责；一个唯上唯虚，说着政治语言，一个唯产品唯技术，说着商业语言。哪家企业有发展前景，不言自明。根据《财经》两个月前的封面报道，中海油已呈劣币驱逐良币之势，公司过去十几年培养的具有国际化背景的精英团队已大半离职，财务团队、业务发展团队和法务团队原来的骨干人员星流云散。

　　中海油是中央国企的缩影，直播，平心而论，即便经历了多年退步，中海油在央企中仍是优等生，其他那些本来改革起点就低的央企，在商言政、劣币驱逐良币的状况还要更加严重。卫留成的继任者傅成玉退休后曾直言不讳地对媒体表示：“现有体制下国企培养不出企业家，j2直播，它培养出来的是官员。但如果企业不由企业家来带领，这个企业是不可能有可持续竞争力的。”

　　归根结底，还是决策者没想明白国企的定位，或者曾经想明白了如今又糊涂了。而到了企业层面，又必然会出现上有所好下必甚焉的局面。我想说的是，把国企当执政的经济基础，进而用管理政治组织的方式来管理企业，这是一个最大的误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专家们早在19年前就已厘清了这个误区。1997年夏，由吴敬琏牵头的《国有经济的战略性改组》研究报告发布，里面雄辩的指出，国有经济比重与执政基础稳固无关，前苏联接近百分之百的国有经济比重，执政党一样丢失了执政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