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每一个这样的故事背后，都有太多的研究者做出了不探索主要研究方向之外领域的理性决定。我们把太多精力花在了寻找方向上，以至于失去了将知识应用于广阔世界的动力，结果拘泥于“生产力”带来的安全感，无法充分实现自身的价值。

　　心理学家 Eva Alisic 则更加大胆。她是澳大利亚莫纳什大学事故研究中心的高级研究员，今年早些时候，Alisic开始研究来自叙利亚等地的难民儿童如何应对创伤。迄今为止，她供职的机构都支持她的研究，但对常规的职业发展轨迹来说，这并不是个最保险的选择。她告诉我们，她宁可放弃学术事业，也不愿终止这项研究。如果人们觉得必须离开学术界才能更好地为社会做出贡献，这说明学术研究领域本身已经出现了问题。

图片源自：Megapoint/FolioArt

　　争取自由

　　我们并不是在说科学家应该浅尝辄止。改变研究方向仍然需要决心，并承担相应的风险，但目前的限制太严苛了。允许处于研究生涯早期的研究者改变方向对鼓励开展高影响力研究是不可或缺的。有关大脑可塑性和团队效率的理论也支持这一点。在专业化之外，多样化经历也有助于促进科学发现，提升引领科研进步所需的决策技巧。

　　在世界上的某些地区，的确有一些资助计划旨在支持处于职业生涯早期和中期的有为研究者从事高度创新的项目。这其中包括欧洲研究理事会的初级资助计划、中级资助计划和国际研究学者项目，这些项目是由霍华德·休斯医学研究所、盖茨基金会、惠康基金会和卡洛斯特-古尔本金安基金会共同资助的。

　　但仅有这些资助仍然是不够的。2015年，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批准了78项用于高风险研究的专项资金和15000多项常规资金。这些资助往往会授予已经取得了强有力的初步数据并已被认定为业内专家的申请者。虽然评估研究者的研究经历顺理成章，但大学、研究理事会和其他资助机构仍然应该建立正式的机制，明确地为研究者改变方向提供便利。如果候选人能证明自身和新研究方向的可靠性，他们就应该得到支持。

　　动以取胜

　　两个简单的改变就能带来巨大的不同。

　　建立“转行叙事”。在资金申请中，应该给正处在转变研究方向过程中的研究者讲述其理由的机会。在评估研究计划的重要性和潜力的同时，也应考虑研究者在其他领域中已经展示出的能力。举例来说，Alisic可以向资助机构解释，自己针对年轻人的研究经历让她敏锐地体会到，使用循证干预治疗难民儿童心理创伤的需求越来越大。“转行叙事”还能解释研究者在新领域的低产期和缺乏经验的问题。只要在申请表上多加一栏，就能让科学家更愿意探索不同的领域，也有助于评估者为他们提供支持。

　　改进同行评审。没有或少有人重视同行评审训练，但是培养科学家的精细化评估能力能帮助他们将不同的特质纳入考虑，尤其有助于他们应对复杂的社会挑战，以及评估范围更广的跨学科问题。最终，这或许将会改变科研机构的文化。

　　我们面临的最大风险是，若没能为正在接近创造力巅峰的最具潜力新兴科学家提供资源，创新之路将被阻断。

　　注：原文以Let researchers try new path 为标题发表在2016年10月26日的《自然》评论板块上。

本文经微信公众号“Nature自然科研”授权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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