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一鸿：很少。我的儿子Peter是一个生物学家，但是除他之外就没有了。我很注意不去迫使孩子们做任何事情。我希望他们成为科学家，但是我认为强迫他们去学习科学可能只会有反作用。你看当代大家口中的大科学家们，他们的孩子里面有多少是科学家？除了一些很少的例外，比如巴丁（Bardeen）和菲舍尔（Fisher）家族以外，基本上没有了。我的很多科学家朋友们的孩子，小时候都学了很多数学和科学，但是长大了却对科学没有了兴趣，而且从事其他的行业。我觉得可能是因为父母对孩子过早的学习科学的培养，反而扼杀了他们天性中对科学的兴趣。

　　您在很多不同文化中都长期生活过。您觉得相比于世界其他地区而言，中国的历史和传统对于中国有哪些方面是优势，又有哪些方面是劣势？

　　徐一鸿：这是个很大的问题了。一个民族的传统和历史往往是双刃剑，优势和劣势往往是杂糅在一起的。比如中国传统很崇拜祖先，也很尊敬长辈和老师。年轻人能够虚心听取长辈和老师的建议当然是好的，但是一味地服从就不好了，这一定程度上妨碍了中国的发展。美国文化有一个特点是能够汲取各个文明的成果，并且很快就能发展变化。比如意大利的比萨饼，在美国就很快演化出了各种品种，并且更加受年轻人欢迎。

　　再比如中国很早就实现了国家的统一，历史上造就了秦汉以及隋唐等各个强大的帝国。但这也在另一方面使得中国各个地区之间缺乏良性的竞争。我们知道在春秋战国时期，今天中国版图内的各个国家是有很激烈的竞争的，这种竞争很大程度上是良性的，促成了文化的繁荣与进步，也给各种人才提供了发挥自己才华的巨大空间。

　　另外我觉得中国的地缘环境并不完美，导致中国和外界交流很困难。欧洲隔着一个地中海就是亚洲和非洲，很方便就可以进行海外贸易和文化交流。而中国北边是大漠，东南边都是深不可测的大洋，西南是崇山峻岭，只有西北边有一条狭窄的河西走廊与西域沟通。而西域的丝绸之路又很容易被其他民族切断。所以中国历史上只有极其强大的王朝才能和西方有较为畅通和发达的交流。所以我觉得中国的地缘环境限制了中国的发展。

　　而中国从元明清三朝开始，除了短暂的明朝初年和国民政府时期以外，都城一直定在北京。而北京其实离华夏文明的中心已经比较远了。北京在华北平原的北部边界，北京郊区的县就已经处在山区，再往北就是草原和沙漠。今天北京的环境问题已经很严重了。其实环境问题在历史上已经发生。我们可以看到，唐诗里面对长安一代的描述，和今天那里的自然环境相比差别很大。说明华夏文明的中心地区，其环境在历史上被破坏得比较严重。这也是一个很遗憾的地方。

　　有很多老一辈的物理学家是我们耳熟能详，但是却无缘相见的，比如盖尔曼（Gell-Mann）、费曼（Feynman）、施温格（Schwinger）。而您和他们都很熟悉，您能简单评价一下他们的特点吗？

　　徐一鸿：盖尔曼是一个典型的少年天才，他有非常突出的记忆力，也有很强的语言天赋。他自己说他会几百种语言，当然这恐怕要取决于你对“会”的定义了。我个人觉得盖尔曼对物理的贡献是很大的，而他自己肯定也认为自己的贡献很大，尤其是比费曼大。所以他自己的日常心情也很受人们对费曼的崇拜的影响。比如在加州理工大学的书店里，有大量关于费曼的书，而只有几本关于盖尔曼的书，这一点估计让盖尔曼很不爽。

　　你觉得他和费曼的贡献哪个比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