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阑夕

　　杭州距离香港的直线距离大约只有一千公里左右，飞过去的耗时不会超过三个小时，所以在10月13日这天，马云和张勇几乎是同时出现在了这两座城市，同台出席阿里在杭州主办的云栖大会和在香港召开的股东大会。

　　两人的分工也相当明确，身为董事局主席的马云务虚，基本不谈业绩，畅谈「三十年之后」的变化，而CEO张勇则秉持务实路线，列数字、摆成绩、讲布局。

　　有人说，阿里处于史上最好的时代，粮草富足，兵强马壮，泅过暗礁天险之后，仍有气吞山河之势，这话说得不吝美言，却也让人难以反驳。

　　「致股东信」这种形式，日渐成为企业家的高级布道媒介，亚马逊的杰夫·贝佐斯、伯克希尔的沃伦·巴菲特，都是个中翘楚，他们历年发出的公开信，都被公众奉为圭臬，时常温故知新。

　　当然，也有苹果的史蒂夫·乔布斯和沃尔玛的山姆·沃尔顿这种不太热衷于言传身教的企业家，只参与和来自各大投行的股东代表共席的闭门会议，再由公关部门整理新闻通稿交给媒体。

　　以上两种经营管理的风格，自然也不涉及任何价值判断，选择的差异更多的是取决于企业家的性情和风格，以及符合最大程度企业利益的原则。

　　显然，直播，马云所希冀的形象，是前者而非后者。

　　阿里的「致股东信」大概很难称得上是一项传统，它的开端是在近在咫尺的2014年，适逢阿里上市前夕，马云在更新招股书的同时向广义层面的股东群体发放了第一封公开信，重申了「客户第一、员工第二、股东第三」的原则。

　　把股东放在最后一位，只是阿里特立独行的企业文化之一，包括意在强化管理集权的「合伙人制度」也曾引起不小的非议，这是在后职业经理人时代，全球的企业家都在试图调和的某种潜在风险：创始人把企业视作骨肉，但投资人却难以割舍贪图回报的心机，企业发展顺利，双方便是举案齐眉的甜蜜关系，如若遭遇逆风，企业家的决策就很容易被当成「一意孤行」，而投资人的做法也会被诟病「急功近利」。

　　因此，如何巧妙的未雨绸缪，通过制度框架和充分沟通来规避最坏情形的发生，是企业家的管理天职，j2直播，而「致股东信」则属于其中相当好用的一种工具，它传递的不是技术性的具体方法，而是判断性的抽象思路，而投资人——也就是股东——需要借此明确自己对于企业的认同与否，只有基于这种共识基础之上的资本合作，才有其睿智的一面。

　　就像杰夫·贝佐斯数十年如一日的告诫亚马逊的投资人要相信这家企业的长远价值而不是短期盈利，言下之意也不外乎是「如果您要是不认同就别投咱了不然您要朝东咱要往西扯起皮来就太麻烦了」。

　　那么，马云在今年的「致股东信」里，说了些什么？

　　在1500字不到的篇幅里，马云的核心观点，是继续宣扬着「去电商化」的概念。

　　「BAT」三足鼎立，百度做搜索，阿里做电商，腾讯做社交，这是长久以来的市场定位和社会认知，亦符合三家企业的商业模式。只是业务的增长不可违背经济规律，任何奇迹曲线终将归于平缓——就像时至今日的Facebook再去展示新增用户已经没有多大意义了——而在高速创新的科技行业，想象空间的停滞只会意味着接受平庸。

　　资本买的永远都是增量，而非存量。

　　因此，除了在财报里设法突出新兴业务的贡献之外，马云的「致股东信」在更高的层面为阿里的未来战略做了定调，当互联网成为人类社会的基础设施和基本人权之后，电商已经不再是需要特意标注的功能型配置了，就像今天不会有人特意的说「我为家里客厅买了一台电视机」。

　　于是马云提了「新零售、新制造、新金融、新技术、新能源」的说法，除了第一个是电商的升级版本之外，后面四个都是阿里决胜后三十年的前线阵地，而这每一个的背后，都存在社会本身的落后性问题。

　　《人类简史》的作者、历史学家尤瓦尔·赫拉利认为「世界亟待一个新的故事」，工业革命的保质期濒临结束，而科技行业的领军人物「需要仔细考虑他们的想法所会带来的社会和政治上的全部后果」，换而言之，人工智能、数据算法、生物技术等领域的突破，必将覆水难收的冲击和改造那些看似稳固的社会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