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阳明晚年的“致良知”有一个非常精到的意思，即这两个方向是互相补益的。从内到外的方向，是从孟子出发，再加上龙场悟道确立的心学立场，认为每一个人天生都有良知，做事的时候要把自己的良知推至到外面去，就是在做每一件事情的时候，要让良知做主，即确定它的方向，不能做坏事。另一点就是从外到内，当你把你的良知推至出去做具体事的时候，会得到具体事物的知识。

王阳明的良知的内容比较广泛，除了道德心之外，还有知识的方面、眼界的方面、境界的方面等。所以致良知最基本的是把心中本有的良知推广到做事上去，做事的时候要受良知的指导，然后在做具体做事的过程中，获得关于这个事物的知识，继而让知识返回到良知里面，使良知的内容丰富、扩大。所以“致良知”是没有止境的。

王阳明说致良知功夫，公卿大夫也这样做、三家村里的卖柴汉也这样做。公卿大夫知识丰富，地位也高，但他仍然可以做致良知的功夫；一个三家村里的卖柴汉，文化程度比较低，他也可以做致良知的功夫。“童子有童子的致良知”。致良知就是每个人按照现在所具有的良知水平往外推致，往内获得，这样不断地从内到外，从外到内地反复，使自己的良知越锻炼越深刻，它的内容越来越丰富，包容越来越大。

王阳明的“致良知”学说里包含着非常精到的意思，最重要的是以道德为统领，以知识为辅翼。以道德为统领，指的是做事要按照自己的良知去做，即做事要讲良心，要把自己的良知推广到做具体事情上去，做每一件事情都是在良知规范的引导下，同时在做这个事的时候，获得其知识，使这个知识充广到良知里面来，使良知的包容越来越大，良知中的道德境界越来越高，知识越来越广阔。其中，德性起统领作用，知识帮扶德性。德性和知识互相辅翼，两者同步发展，逐渐深入。

另外，王阳明认为，道德本身有主动性，假如我们有些事情不会做的话，我们的良知也会主动地促使我们去求知。他主张的是整个人格的高远、整体素质的提高，碰到不懂的知识，人的高素质可以逼迫着你主动地去求知。所以在王阳明这里，他给了道德性非常主动的地位。这是王阳明思想的一个精要之处。所以他的主要的学说就是“致良知”。

王阳明的致良知学说，在思维方法上是分析和综合的统一。王阳明着重讲心，讲心不是把它分析得很精细，而是比较浑融。王阳明认为，只有浑融的、一般性东西，才能应对所碰到的各种具体问题。这其实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特点。

孔子那里有一句很有名的话，“君子不器”，意为君子不像一个具体器物一样，只有特定的用途。具体器物是“此”就不能是“彼”。比如说桌子是一件器物，椅子是一件器物，桌子有桌子的用处，椅子有椅子的用处。而“君子不器”是说君子的人格应该是综合的，有了综合的比较高的素质，做什么都可以。这是中国文化一个源远流长的传统。

到王阳明这里，他着重的是精神的阔大、整个人格素质的提高。他认为每一个行为都是具体的，从具体事上得到的东西一定要充实到一般上来，而且在一般当中融为一体。不然的话，你只能应对此，而不能应对彼；只能应对彼，而不能应对此。

所以王阳明强调的是，具体知识应该在心里进行整合，这一整合有两方面的作用，一方面是知识的功能，一方面是德性的功能。中国古代人的思维方法，充满了比喻、类推、隐喻等，它不走逻辑的路数，它走人文主义的路数。人文主义很强调体验、类推、比喻、想象等等。

王阳明强调的是心的综合作用。在这一点上他和陆九渊是一致的。陆九渊主张“先立乎其大”，先把道德本心立起来，在道德本心的指导下去获得具体知识。“先立乎其大”是孟子最早讲的，这个“大”就是学问的纲领，要不断地讲，要反复地提起。陆九渊在这方面是非常突出的。

到王阳明这里，他觉得陆九渊的“先立乎其大”太单薄了，道德是需要强调的，但是道德背后如果没有知识的支撑，将会是非常无力的。他希望道德处于统领的地位，但要有知识的根基，要有知识的支撑。这两个东西相辅相成。

王阳明说，如果初学者没有把知识性的东西通过理论性的投射变成道德性的东西的能力，只知埋头格物，这样就会偏离儒家修身为本的根本方向。王阳明认为，致良知就是把本有的良知推致出去，这是德性的东西，确定做事的善的方向，然后在具体做事当中，吸收做事的智慧，把它返回到良知里面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