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这其中的原因也包括许多人的窥私欲的表达与交际圈狭窄以及人们内心空虚等需要寻找寄托等诸多方面的原因，比如说许多人借直播亲近那些平时无法亲近的男神与女神，通过打赏拉近了他们的距离，可以让直播中的男神与女神可以对你说一句谢谢。在移动直播平台，面对面的这种场景感下让很多草根阶层用户有满足感。

　　某种程度上，直播也充满了凝视与窥探的隐喻。直播也是人们对于平时想接近却有无法亲近之人的一种窥探，而在窥探的过程中，人们达成个人欲望的宣泄。而直播的兴盛也验证了窥探这种隐秘的需求非常顽强的存在着。

　　另一方面也是地域经济发展层面的原因导致的社交圈子异化。国内经济发展不平衡导致流动人口非常庞大，大量年轻人从全国各地涌入北上广深，许多草根阶层在离乡背井的失根状态之中，也离开了原本的社交圈子，这个庞大的群体在新的城市中需要构建新的社交圈并寻找认同感，但中国本身含蓄内涵的社交文化以及不善于陌生交友的文化性格导致许多人很难真正融入该城市，因此孤独与落寞成为许多人的普遍状态，而直播则让这些群体产生了“我在这里我有许多朋友”的错觉，填补了现实生活的迷失并打发了下班后的空虚与孤独时光。而我们看到秀场之后的直播形态，许多直播间里有人在有一搭没一搭的聊天、游戏。

　　有沉迷直播的用户就表示，慵懒地半躺在床上，放空脑袋看直播，是一种享受。给主播打赏能获得主播的点名感谢，这意味着一种尊重，而依赖被点名也可以让自己被直播社群里其他人知道，他获得了现实生活中难以获得的满足感与归属感。在这个意义上，也意味着有些人希冀从直播中寻求现实生活中匮乏的东西。

　　但也有用户坦率的承认，他们只是平凡人，生活中有很多时间是要虚度的，他们乐于用一段虚度时光来看直播。直播只是一个打发无聊的方式。而在看直播的人群当中，也有许多用户尚处于上学阶段，心智不成熟，缺乏社会地位与认同感，因而希望在直播这个圈子里寻求认同。

　　当然另一方面原因是智能手机大规模普及，人们需要将碎片化时间打发，宽带速度、4G网络及WiFi的普及直接降低了流量门槛，使得手机看直播变得便捷并且成本极低，直播可以对人们做到更好的一种陪伴与精神上的安慰。过去人们以意义对抗无聊。但随着直播兴起，更多人“以无聊对抗无聊”。

　　目前国内已经涌现了的直播平台已经达到300多家，而网络直播的用户规模已经达到3.25亿。目前阿里、腾讯、淘宝、新浪、小米等互联网巨头纷纷布局直播市场，产业的热闹程度可见一斑。许多直播平台都收获了大量投资，比如欢聚时代10亿砸向虎牙和ME直播，开奖，腾讯4亿投资斗鱼，估值上亿的直播应用也并不少见。

　　但在国内直播繁华背后，映射的则年轻一代在现代生活中的孤独以及人们无所归依的情绪状态，也映射着许多人精神的贫瘠。直播产业也只是当代网络娱乐文化的一个侧面，迎合人们对视觉快感的追求，折射出来的则是人们的空虚、浮躁与迷茫，这很容易让人想到70年代的美国，人们内心空虚成为常态，这似乎是当下互联网产业跃进的妊娠期需要经历的阵痛，也有人这样认为：它满足了一群人的明星梦与另一群人的屌丝心。直播表演的那些欠缺连续性与意义的无聊信息，显然也与深度思考毫不相干。

　　尼尔·波兹曼曾在《娱乐至死》一书中认为，有两种方法可以让文化精神枯萎：一种是让文化成为一个监狱，另一种就是把文化变成一场娱乐至死的舞台。它预测人们的文化会成为充满感官刺激、欲望和无规则游戏的庸俗文化。事实上，从直播的繁荣中已可以窥见波兹曼描述的世界：人们感到痛苦的不是他们用笑声代替了思考，而是他们不知道自己为什么笑以及为什么不再思考。

　　在楚门的世界中，楚门是被掌控的，但人们可能会忽略，每天观看楚门日常的观众大抵也是在浪费生命和智商，也是被禁锢的对象。楚门发现自身的命运被导演掌控同时，想着要逃脱这种禁锢，但观众却自始至终无人想过要跳出藩篱。

　　在崇尚自由的西方，楚门的世界实际上是对科技世界的一种道德层面的否定。它们揭露了我们生活可悲的一面，科技连接了我们的世界，但也暴露了人们的社交困境与精神世界的匮乏与空虚，当现代科技驱使更多人成为消极的观察者、被动接收者与消费者，回归现实世界的积极行为就会变得困难，这让我我们无法理所当然的感到舒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