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研究伦理时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叫“悟”，我给“悟”下了一个科学化的定义：当别人说任何一个格言式的所谓真理时，能否找到这个真理真正适用的前提，即它在什么情况下是对的，什么情况下不对。例如诚信，应该思考诚信是怎么来的，然后界定应该怎么做。我对企业管理者做过一些测试发现，人们的行为习惯是：一次交易靠计谋，长期交易靠诚信。一两次的交易或交往，就是斗智斗勇；但长期的交易就是重复博弈了，当谁都离不开谁的时候就必须讲诚信。所以，诚信这一伦理原则远非它表面那么简单，讲不讲诚信是有前提条件的，空谈要讲诚信没用。按照这种分析伦理的模式，来研究国学在中国应用的前提，可以避免企业家们对《论语》、《大学》等国学思想的误用，通过将思想的前提条件逻辑化、系统化，使得这些伦理思想具有可操作性，这样他们对于社会的看法会更客观一些，内心会更平衡一些，做法会更智慧一些。

　　中国式管理

　　我对中国式管理的思考有两个角度，第一个角度是对“情、理、法、权”四个字的排序，例如中国的法律、我们日常的交往、商业生意交易都有各自不同的排序，因而也派生出不同的管理方式；另一个角度是通过比较西方的管理来知晓中国式管理是什么。比较的结果是我们存在两点差异，一是西方非常讲究信仰，而我们讲究伦理，他们讲究上帝和人之间的关系，即人之外的力量，而我们讲究人和人之间的东西，即面子和人内心的力量；二是西方在交往交易中非常讲究上帝所定的规则、法律，并以此为准绳来约束彼此，而我们在交往交易中讲究人与人之间的情感和人脉关系。

　　施炜老师讲社会伦理和企业伦理是不一样的，社会伦理可能存在基本伦理，具有普适价值，例如种族繁衍、生产力提升、组织化生存等。作为生存的伦理，种群的繁衍是种群的最高价值，相应地，企业的发展是企业的最高价值；作为生产力提升的伦理，追求物质生活提升，追求生产效率，解决用什么样的社会组织方式和社会生产关系实现生产力的提升；作为组织化生存则要解决组织里的合作与非零和博弈问题，这时就产生了人类基本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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