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写这部《郭氏家谱》，除了从家族里募集来的五六万元，郭毅自己贴了两三万元资金。总费用大约8万多元，其中除去路费，还包含了“人情费”，即向老人打听线索时的礼品开销，此外还有购买照相机、扫描仪等器材的费用及最终出版印刷的费用。

　　郭毅宣称，在老家神木，煤老板修家谱是常事。他有些羡慕这群人，“动辄就捐一百多万(修谱)”。不过让他自豪的是，自己修的家谱“质量比他们好多了”。

　　“基本上是自己来做”，冯铭也说，修谱需要下苦功。为了修补残缺断代的老家谱，他召集了家族的十多个人，分头找线索、查资料。冯铭曾听老辈人讲，家族里出过烈士，但名字和年份记不清楚，他就开车去烈士纪念馆找。知道家里有老红军后代，atv，他就去县里的档案馆找，查老红军是哪年参的军、做了什么事迹。

　　这种搜集资料的方法虽然笨拙，但也有效。它需要修谱人付出足够的精力和耐心，通过搜集先人在当地留下的各类历史档案和文献材料，逐步拼出一条枝叶丰满的家族脉络。

　　调查

　　修谱机构嗅到商机

　　提供线上检索线下调查

　　伴随民间修谱意愿的高涨，一批修谱商业机构相继出现。涂金灿的“家谱传记机构”就是其中之一。除了提供家谱整理编审、设计排版、印刷装帧等服务外，他们也会依据客户需求提供实地指导甚至蹲点修谱的业务。涂金灿介绍，一些客户来之前缺乏修谱的经验，因而向他们寻求帮助。

　　一份该公司某单业务中的《编修计划与费用说明》显示，机构对客户的修谱流程进行了规划，包含“召开修谱动员会”、“填写入谱登记表”、“拼合谱系图”、“收集入谱小传”等步骤。而除了提供前期规划，机构还将起到协助指导工作开展、搜集整理必要资料等作用。

　　涂金灿说，如果客户需要，他们可以派一老一少两人前往客户的老家实地指导。不过更多时候，机构只拿出方案，具体调查、登记等工作由家族主事人自己做，“我们会提醒客户对拿不准的地方在家谱上进行注释，但很多历史资料需要他们自负其责”。

　　同样经营家谱生意的还有山西尚知堂家谱坊。负责人成先生告诉北青报记者，尚知堂从上世纪80年代起开始经营修家谱的业务。按照需要，客户提供家族基本资料信息后，尚知堂会派出十多人的团队去当地考证核实。工作团队最后会根据客户提供的数据资料、实地调查情况、老谱中存在的证据等30多项内容去考证家谱的真实情况。

　　除了传统的修谱公司，一些修谱网站和应用软件纷纷进入人们的视线。脱离了宣纸和蝇头小楷，这些网站和软件强调大数据的运用。如在一款手机应用上，家谱以家族树等形式呈现，处于家族关系脉络上的个体之间可以通过对话框等进行交互。

　　该手机应用的联合创始人曾对媒体介绍如何借助这款应用找到几百年前的亲戚关系：成员之间通过共享数据，在有交集的数据中寻找失散久远的血亲关系。不过，这一切必须基于庞大的用户量和庞大的家庭数据的基础上才可能进行。

　　涂金灿认为，网上出现的修谱软件，优势在于价格便宜、资料容量大、不易丢失、改动方便，还可以随时。对于修谱行业来说，“这肯定是个方向，但线下也要有个纸质版”。

　　纵深

　　修谱者以中老年人居多

　　意在寻根和抢救文化

　　让年过六旬的冯铭觉得鼓舞的，是摆在家族祠堂的那本厚册子受到了家里年轻一代的欢迎。

　　北青报记者采访多家修谱机构发现，中老年人是民间修谱的主要群体。涂金灿介绍，来店里修谱的客户以公职人员、军官、教育界人士居多，也有海外华侨，“以前主要是高级知识分子，现在扩散到一些普通家庭”。

　　冯铭1975年底从河南来北京当兵，是家里第一代北京“移民”。他时常感慨，家族的长幼辈分缺乏梳理，“现在的孩子往上最多只能记住两代”。如今新修的家谱摆在祠堂，“每年春节回去祭祖，我是谁的后代、哪一支的，一目了然”。

　　而对于郭毅来说，修家谱则是一场对家族文化的抢救。眼看着家里的老辈人相继去世，“好多资料都装到肚里面带走了”，旧家谱也早已遭到焚毁，“得抓紧时间抢救资料”，把祖先的足迹记录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