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不时：后来就是周总理到欧洲，然后一离开中国，发现中国航空业已经离世界的进展，已经脱离很久时间了，甚至于向巴基斯坦，去租借它的客机，它的客机是美国飞机，租借它的客机给周总理出国，所以当时空中运输已经空前的发展。

　　记者：但是我们落后了？

　　程不时：我们完全落后了，我们用前苏联的螺旋桨飞机，还在勉强地飞，而且事故率很高。

　　记者：中央当时明确了我们的这样一个和世界航空的差距之后，决策是什么？

　　程不时：决策就是我们要为我们国家出去代表的我们的领导人员，要准备出差的专机，所以陈毅元帅当时是外交部长，他曾经讲我们出国去开会，如果坐上中国飞机，

　　这个是我们大大增加底气。

　　运十飞机的研制任务是1970年8月下达的，因此工程代号被称为“708”工程。“708”工程启动后，国家先后从各地调集了300多名航空技术人员，前往上海研制运十，当时只有41岁的程不时就是其中一员。

　　记者：您负责什么呢，参加这个项目？

　　程不时：我是总体设计，就是“708”工程总体设计组的副组长，我们的组长，当时是文化大革命期间极左思潮，所以我们的组长是个工人。

　　记者：事实上您是负全责的？

　　程不时：对，我是副组长，那个组长他没有参加过任何讨论。

　　在运十之前，中国设计的只是10吨量级乘坐一两个人的小型飞机，而运十设定的技术指标是最大起飞重量110吨，载人100到120名。摆在程不时和研发团队面前的，不仅有技术难点，还有现代企业管理上的盲区。

　　记者：当时你们整个工作环境和条件如何呢？

　　程不时：一方面这个条件是很差的，因为我们当时的口号是先生产后生活，所以我们二十几年没有办公室。

　　记者：那在哪儿做设计？

　　程不时：我们借民航的候机楼，在一个废弃的候机楼，候机楼不用了，我们就借用它，租借在那里，做了二十年，我们的会议室讨论技术问题，是在食堂里头讨论，

　　快吃饭了，马上把图纸收集起来，全上来吃饭，吃完饭人家出去了，我们把图纸再摊开，是这样干。

　　记者：条件这么艰苦？

　　程不时：分很多组，因为有很多很多专业，有的专业组有五六个人在工作，房子实在没有了，在走廊上，在楼梯上，楼梯下来这里摆，还有就是干脆，这空的不是有包装箱吗，来把包装箱拖过来，开一个门，我们有的设计组，就在这个包装箱里面工作，有这样的情况。

　　解说：运十项目启动时，正值文化大革命时期，特殊的政治环境增大了项目的难度。

　　记者：这么大的影响，动荡，对你们而言，还能静心地潜心设计吗？

　　程不时：大家是很认真，认真到什么程度我举个例子，第一次涉及到噪声问题，大家都没接触过，这怎么办，就跟民航联系了，从这个最基层的调查起，而且说噪声的来源是什么，最大的来源是这个发动机喷口，这个喷口后面喷出来的喷流，有一个三角锥，这个里面噪声是最大的，那么这个噪声到底有多大，我这个隔音要隔多少，把它隔掉，没有数据，那么他们进去测，我们搞噪声的那些人就去测，怎么测呢？往里拿着拾音器，一个杆子伸到前面，伸到噪声锥里面去，还不够近，还要往里走。

　　记者：危险吗？

　　程不时：那是怕危险，怕震昏，把人要震昏，震昏就倒在那里头出不来了，所以你用绳子绑住，这是最土的方法，简直是过泸定桥的办法。

　　就是在这样艰苦的环境中，程不时他们完成了一项又一项的技术革新。

　　程不时：比如说油量的移动的问题，我们这个飞机要装56吨油，要装到机翼里面，但是飞机在空中，它要倾斜的，它一倾斜，油箱就在里面晃荡了，油就流了，怎么保证继续供油呢，有个实验，要做一个真正的，机翼一样大的油箱，我们真的做了这么一个油箱，很大的，几十吨油装进去，然后让它在空中可以这样动，几个动作怎么做呢？我们工人工程师，他设计的时候，用三个点把它支起来，这三个点不同的移动，就可以造成几个角度的变化，你知道吧，后来航空部的副部长，搞技术的副部长，他一看这是开创性的，都没看见过的，他就是利用这个原理，利用创造性思维，他解决了这个问题，这个我后来到了美国，美国有个造大飞机的公司，我去看，他们做了一个实验，我看他们做，他们怎么做，机翼上吊很多钢索，然后这边拉那边拉，可以让它在空中变成各种形状，那比我们土多了。

　　1980年9月26日，上海大场机场，经过十年的研制，运十开始了首次试飞。

　　记者：当时飞机飞上天那一刻，我想在您心里肯定不一样？

　　程不时：飞上天以后。

　　记者：是不是就意味着放下心了？

　　程不时：那当然了，不只是飞上天一刻，而且是整个一直到安全下来，心才放下来，试飞的王金大同志跟我讲。

　　记者：试飞员叫王金大。

　　程不时：叫王金大。

　　记者：您跟他交流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