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奶奶决定选择放弃手术治疗。老伴儿一开始很难接受，但还是选择尊重老奶奶的选择。在接下来的几天里面，那些生命中老奶奶所爱的亲戚朋友都和清醒的老奶奶见了最后一面，最后老奶奶安静地离开了人世，并没有经受太多痛苦。在吴舟桥看来，老奶奶的选择也是一种热爱生活的表现。

　　这事放到国内，可能就不是这样的结局。

　　“文化不一样，很多选择都会不同，但其实并没有对错之分。荷兰的患者申明有可借鉴的地方，但也并非完全不会遇到问题。”而对于医学决策的判断，即便在荷兰，患者也绝不是完全的决定者，医生基于专业知识的医疗决策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吴舟桥在荷兰时听同事提起过一个年轻患者的确在清醒时确认不做有创抢救的申明，但当突然病情变化时医生判断有创抢救后他有很大的可能性康复。如果当时不救，他就只有死路一条。

　　这时候该怎么办？“医生最终违背了患者的意愿，进行了抢救，最后患者生存了下来。”吴舟桥说，患者申明并不是非黑即白。患者所认为的不抢救，更准确的理解应该是，不做不必要的抢救。然而，必要和不必要是很难界定的。这是一个相当专业的判断，患者本身并不能完成。即便有患者申明为证，也不能完全照本宣科。对于年轻人或者疾病早期的患者，医生的考虑会更多。

　　何为“无意义的抢救”

　　“如果国内要和患者去解释是否需要进行有创抢救，那得提前分析病情，分析各种情况。”新华医院神经外科副主任医师王旭辉认为，知情同意书上，不能是笼统地写上危急时刻不做不必要的有创抢救，而是需要写清楚，在哪些情况下，不做哪些抢救才行。否则，不符合实际，难以实行。同时，这个解释的过程也是漫长的，患者未必能理解和接受。

　　当然，在他看来，患者如果能有一个提前做决定的机会，的确是一件好事。危急时刻，如果有患者清醒时签字的文件，也能解决一些家属的困惑和无奈。

　　王旭辉告诉记者，在医院神经外科ICU病房里，有不少插着管子、没有任何反应的患者，他们可能一辈子也无法醒来，并最终在ICU的病床上结束自己的一生。

　　这些患者，也曾有过清醒的时候。如果在那个时候，他们能清楚认识到手术有很大风险，术中也可能需要抢救，而这种抢救可能是徒劳的，即便抢救成功也可能成为植物人。他们是否还会坚持抢救呢？

　　然而，现实是，他们并没有意识到这样的情况，也没有做过这样的判断。真到了危急时刻，子女即便清楚，也可能迫于压力，不得不救。很多时候，一句“不救”就意味着“不孝”。

　　王旭辉曾遇到过一位老年男性患者，送院时基本就已经没什么可能，即便救活了也很可能是植物人，但家属坚持要救，不论如何都要救。当时患者的情况虽然有手术指征，放手一搏希望也不大。由于手术困难，术中同时有好几个麻醉师稳定患者的体征，最后的确救了过来，可患者成了植物人。

　　之后的两年多时间里，患者辗转医院、康复医院，最终在无意识中与世长辞。两年里，家属头发白了一大半，也曾后悔当初那个决定。这种无意义的抢救，有时候甚至能拖垮一个家庭。

　　当然，事情都不是绝对的，直播，有些抢救即便“无意义”，医生可能也会努力去救。“医生，我儿子还年轻，我希望他能再多长一岁。”这是十多年前，王旭辉刚踏上工作岗位时，一位脑死亡患者家属对他说的话。

　　那天，正值除夕大年夜，王旭辉在医院值班，晚上五六点，突然有个患者没了心跳，是一个三十来岁的男性。“当时接到电话赶紧冲过去，强心针、胸外按压，一身汗，总算是救了过来。”王旭辉说，患者救过来之后，他也很高兴，但他也清楚意识到，患者的状况并不好，之后很可能再次出现心脏骤停的情况，且会越来越凶险。

　　当时，患者已经脑死亡，其实救不救也都一样，可患者家属的一句“希望他能再多长一岁”触动了他。对于患者而言，之后的抢救的确都是无意义的，也是没有必要的，但人都是有感情的，患者家属最后的这点要求，他希望自己能够满足。

　　果然，患者之后出现了第二次心脏骤停、第三次心脏骤停，直到第四次，王旭辉正准备抢救的时候，家属拉住了他：“医生，谢谢你。够了，零点已经过了。”

　　不管病患是老年还是青年，到了病情危重时刻，家属可能出于各种原因选择了不顾一切的救治。这时候医生出于专业角度的告知和引导也非常关键。任何时候，把握手术指征永远是一名外科医生的底线，王旭辉这样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