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29日，中南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的王兆鹏教授在上海古籍书店分享了自己在“大数据时代唐诗研究”领域的最新成果。此前，王兆鹏用大数据的研究方法推出的唐宋诗词研究的定量分析成果引起了学术界和公众的广泛关注，诸如 “李白最喜欢用的词是黄金，杜甫最喜欢用万里”“宋代，浙江一省的诗人数量占了全国的四分之一”等结论是这项研究所引发的有趣问题。数字化及可视化研究能否给传统人文学科带来新的改变？这一问题的热度在争议中节节攀升。

　　二维地图：一键检索唐代诗人一生行迹与作品

　　历代以来，学者们对唐诗的批评和研究，无论是诗话、评点，还是选本、诗坛点将录等传统形式，大部分是感悟、直觉和印象式的，缺少整体上的理论思辨。而时至今日，我们可以通过定量分析和大数据的方法，为唐诗研究带来哪些改变呢？王兆鹏指出，唐诗研究领域至少需要作家、作品、读者三个方面的数据。从作家角度来看，我们所需要的信息，有时间层面的生卒年、享年、进士及第年、进士年岁、创作起始年、创作终止年等；空间层面的出生地（籍贯）、定居地、去世地、活动地、贬谪地等；以及身份层面的帝王、宰相、将军、帅臣、幕僚、官员、隐士、布衣、僧道、歌妓等等，都应该进入研究的视野。

　　近年来，王兆鹏及其学术研究团队从《全唐诗》《全唐文》的作家小传、《中国文学家大辞典·唐代卷》、年谱及生平考证类论著中持续挖掘相关数据，先后制作成《唐代诗人信息统计表》《唐代文学编年地图平台》等多个数据库（表）。他们在不断摸索中改进，试图寻找出海量数据背后文学衍生发展的规律。

　　在今年3月24日上线的“唐宋文学编年系地信息平台”中，王兆鹏所提出的“量化分析唐诗及诗人”的研究设想得到了较为充分的展现。经过历时五年的数据挖掘后，这个平台现在可以呈现出151位唐宋诗人一生的行迹路线图，北至蒙古乌兰巴托，南至越南清化，点击路线图中的任一地点，系统即会详细显示出某位诗人在此地创作的诗歌作品。此外，搜索者也可以以地点或年份为关键词进行检索。例如，我们若输入年份“公元701年”（则天顺圣皇后长安元年），就能得出这一年诗人们的履历：李白出生于西域碎叶城（今吉尔吉斯斯坦托克马克市），王维出生于晋中，12岁的孟浩然在襄阳居乡读书，45岁的宋之问则从郑州来到洛阳又到西安，写下多首诗作。

　　王兆鹏指出，用传统的方式编纂的诗人年谱或者作家全集，往往是从单一的时间或者空间层面展示作家的创作情况和生平经历。而与之相比，“唐宋文学编年系地信息平台”最大的特点就在于“打通了时空维度”，用形象化、可视化的方式展现出多位诗人的生平行迹和创作情况，使文学地图进一步走向立体化。

　　宏观视野：把评价诗歌的尺子拉长，再拉长

　　王兆鹏在“唐诗量化研究”领域的探索除制作文学地图以外，还包括多种数据分析尝试，不断提出了新的问题，诸如：

　　问：20世纪的李白研究中，研究者最关注李白的哪一篇诗文？

　　答：《蜀道难》，共有107篇论文专门讨论这首诗。

　　问：20世纪李白研究的学者群体中，谁的论文最多？

　　答：排名第一的是南京师范大学郁贤皓先生，共66篇。此外河南社科院的葛景春、日本松浦友久等学者的成果也较多。

　　正是通过对一个个看似碎片化问题的回答，王兆鹏摸索出了自己的“唐诗数据挖掘”方式——把评价诗歌的时间尺度拉长、再拉长，力求从宏观视野来观照唐宋诗歌的整体状貌。一方面，他相信，统计数据可以将文学空间的分布与位移集约式地呈现出来。例如，以唐宋诗人的籍贯数据为基础进行统计，王兆鹏发现，“唐代有时代、籍贯可考的诗人共1686人，其中北方诗人为949人，占56.3%，北方略占优势”，“而宋代有时代和籍贯可考的诗人为5694人，其中南方为4908人，占86.2%，开奖，南方占绝对优势”。如果从省份数据进一步分析，他指出，“唐代，占籍诗人最多的三个省份是河南、陕西与河北”，“宋代诗人最多的省份是浙江，有1437人，占宋代有籍贯可考诗人总数的25.2%”。值得注意的是，通过这些数据我们可以发现，唐宋诗歌版图南移的时间和社会经济文化重心南移的时间并不完全一致，这个现象可以纠正我们某些固有的“标签化”观点。一般认为，北宋王朝的毁灭代表了中国经济文化重心南移的真正分野，而王兆鹏通过大数据的证明认为，中国诗坛重心的南移，始于晚唐五代，完成于北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