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买了新华字典，一个字一个字地认过去。”现任平正乡扶贫办主任的熊举海曾与黄大发有过共事经历，他称黄在水利站学习时很勤勉。“我也好奇只有小学文化，他是怎么学习那些知识的。”熊举海笑着说。

　　1979年，水利站的学习计划搁置，成员们被安排各自回家听候通知。刘关刚开始担任民办教师，雷以超继续务农，黄大发作为村支书，开始为下一次修渠奔走。

　　1991年，村民夏时江调动到花茂工作，他将那里的水利工程实施及经验带回本村草王坝。黄大发和村民徐洪伦、杨持禄等7人召开了一次会议，决定重新修建螺丝水工程，当晚就捐资50多元。

　　黄大发家里还保存着这份《野彪乡草王坝村要求集资兴修水利的请示报告》。“要求兴修水利，将螺丝水中游之处——风涧河水修通接往我村——草王坝。除保证灌溉原田面积，增产粮食十五万斤外，尤能新造田约一千一百亩，增产粮食九十万斤。”

　　带着这份请示报告，1990年冬天，黄大发2天走了200里路程，到县城所在的南白街道向县水利局请求批示。

　　遵义县水利局原副局长黄著文至今记得第一回见黄大发时对方的样子。

　　“双手长满了茧，开裂了，冬天只穿了两件冬衣，挎着帆布包，一双解放鞋脚趾还露在外面。”下乡回来的黄著文在家门口碰到了一直等着自己的黄大发。

　　第二天一早，黄著文带着黄大发到县水利局汇报。局里的领导们对草王坝“吃水用水还靠凼里的泥浆水”深表同情，但为了看看村民们有没有这个决心，希望他们在一个星期后拿出1万块钱的项目押金。

　　重启

　　回到村里，黄大发开始面对不同的声音。草王坝村7个村民组分散在各处，全村走完一圈要2到3天的时间，他挨家挨户地征求意见。

　　1万块钱在当时对于村民们来说并不是小数目——当时村民外出务工，一个月只能赚几十元钱。有两个大队村民一听说要修沟，而且修的“还是原来的那个沟”就不干了。这让黄大发有些犯难。

　　说服工作由当时的野彪公社党委书记黄秀权帮助完成。他在党代会上发言，表态支持黄大发的工作，力排众议，“修螺丝水，上次的水量小了，失败了，但这次会吸取经验。”

　　为了凑齐1万块钱，每家每分地需要交39块钱。黄大发自家有7分土地，需要交近280块钱，他问自己的女儿借来了婆家给的彩礼钱。

　　到了需要交齐款项的那一天，还有一户人家迟迟不愿意掏钱。黄大发着急了，说话态度很强硬，“12点钱要交齐，否则群众吃不上大米饭你要负全责。”

　　“你第一次都修失败了，那你第二次要能成功，我就用手掌心煮饭给你吃。”杨春发嘲笑他过分自信。他是黄大发的舅舅。

　　“如果水没有修过来，我就把名字倒着写。”面对亲舅舅的嘲讽，黄大发回答得很坚决。

　　他后来再谈起做群众思想工作时受的委屈，已经很平淡。“大部分人还是赞成我的。”

　　赞成他的村民心里都清楚，吃水用水是全村享福的事，看着黄大发每天为村里修渠的事跑前跑后，他们也都乐意跟着这位支书做事。但上次失败的经历还是让多数人有些担心。

　　这份担心后来被证明有些多虑。1992年，螺丝水工程启动，此后黄大发的形象就不再是平日里寡言的模样。

　　似乎是在一夜之间，他就成了态度强硬、只讲原则的“黄监工”，每天一早带头上工，天黑才下工。县里派来做指导的技术人员黄文斗也跟着一起，一待就是两年，吃住几乎都在渠上。

　　全村上工人员被划分成9个小组，农忙时有常修队，农闲时有突击队，天天有人在工地上，每组还有队长负责考勤和评分。到了晚上黄大发就组织全体人员开会，评价当天的工作。

　　民主村水利工程笔记。

　　今年48岁的杨光武对“黄监工”的严苛要求记忆犹新。“不可能偷懒的，要是进度完不成，耽误了统一浇水泥的时间，就会被骂。”

　　黄大发自己也说，看到谁家修的那段质量不好，他会很不客气地“直接把坝蹬掉”，要求返工。

　　除了要保证质量，再次启动的修渠工程需要考虑的事也不少。一是安全，二是资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