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山黄岐的情况比较特殊。在黄岐的非洲人也是以尼日利亚籍为主。由于黄岐地处广佛交界，离广园西路也不远，早期一部分尼日利亚人为了节约生活成本住到黄岐，还有一部分是非法移民躲到两个城市的交界处。

　　大量的非洲人搬去黄岐，源于2008年北京奥运会带来的治安工作要求。彼时，广州对于“三非”人群的清查十分严格。武汉大学城市设计学院的李志刚教授在其所著的《广州国际移民区的社会空间景观》中提到：“非洲移民开始采取逃离广州前往城市外围区域的方式，寻求新的生存空间。”

　　2008年以后，居住在佛山的非洲人数量迅速增多。李志刚发现这些人群“大多属于非法移民或经济能力较低的移民”。

　　广州市公安局2014年数据显示，在广州的尼日利亚人约2000人，是在穗非洲人数最多的。其中常住人口近300人。该国也是被遣送出境的“三非”人员主要来源国之一，最近几年尼日利亚人有从广州转居佛山的趋势。

　　今年26岁的Artan，来自索马里兰。他有一个医生梦，“我从小就希望能帮助别人，觉得医生是一个不需要自己有很多钱，就可以帮助别人的工作。”

　　高中毕业后，Artan开始考虑留学的事情。他意识到，学医最好还是出国，非洲的医疗水平太差。“我考虑留学的国家有两个条件，第一是医疗水平要比我们好，第二是学费家里能负担得起。中国正好两个都符合。”Artan说，在索马里兰有一些中国商人从事矿产生意，他所了解的中国，都是索马里兰在中国留学的朋友告诉他的。在朋友的口中，“中国很好，一定要去看看。”

　　Artan第一次到中国的落脚点是武汉。他现在是暨南大学医学院的学生，2017年是他在中国的第7个年头。

　　在武汉读大学时Artan已经来过好几次广州。“我在小北有很多朋友，他们叫小北‘小非洲’，我也喜欢把小北称为‘小非洲’。”

　　每年放假Artan回到索马里兰，都有很多人问他关于中国的情况。“我们那还有很多人希望来中国留学，但是现在中国的签证政策变了，想来留学很难。他们只能等。”

　　2013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境入境管理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人入境出境管理条例》（下称新移民法）实施，管理趋严。外国人在中国生活，除了要有护照和签证外，还要随身携带居住证明。这几年在小北周边的小区，还能看到社区贴的提示，提醒外国人要随身携带相关证件，供警察查验。

　　由此带来对策的变化。有在穗非洲人表示，他们尽量减少用护照登记，这样警察就不容易追查到。一旦签证到期了被抓到遣送回国，就很难再回到中国了。

　　此外，界面新闻记者了解到，不少在穗非法停留的非洲人为了避免用护照登记被追查到，会和地下钱庄进行非法的交易。不愿透露姓名的知情人表示，有些地下钱庄就躲在写字楼里，但是没有熟人引领很难了解到情况，“而且你并不是非洲人。”

　　非洲人为了留在中国做生意而取得合法身份，也愿意付出昂贵的代价。一般外国人来经商，需要中国的公司开邀请函。现在一张邀请函的价格最高已经被炒到两三千美元。

　　“我们的签证制度对于他们来说，过于严苛。当年我向监管部门提了相关建议，后来他们也有所改动。警方在执法时，就把非法移民分为恶意和非恶意，短期的非法滞留交罚款就可以了，不再像以前可能几年无法入境。”梁玉成说。

　　梁玉成告诉界面新闻记者，他发现有相当数量的非法移民，来中国的前两三年是有合法身份的。

　　新移民法实施后，希望获得续签的商人必须先离开中国回到非洲，成本上升，获得续签的风险也提高了。当他们在中国的生意稳定后，有些人就干脆冒着法律风险“黑”在中国。

　　四

　　2008年，梁玉成去英国参加联合国会议，讨论的话题是50年以后的全球移民问题。

　　梁玉成说，长期以来中国拥有庞大的人口数量，是世界上第二大移民输出国，极大缓解了发达国家人口老龄化问题。发达国家已经意识到，当时的中国由于计划生育政策，50年以后将进入老龄化社会，需要大量输入年轻人口，将和其他发达国家去世界上“抢”年轻人。

　　“这次会议对我有很大的启发。按照人口学的推演，中国有一天将会不得不引入移民，所以我觉得可预先做一些研究。”梁玉成回忆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