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梅森：在资本证券领域，我就是个普通投资者而已。但是，因为我入市较早，几乎经历了改革开放后中国股市从建立到今天的所有历程，尤其是十年前股改时，代表广大中小股东参加股改博弈，在资本市场赢得了一定的名声，后来就经常被请去参加财经界的活动。但凡出席这类活动，我的身份有两个——作家和个人投资者。著名证券刊物《价值线》每年要搞一次中国上市公司的价值排行榜，至今办了三届，我三届都是评委，代表的也是个人投资者和中小股东。

　　记者：能否谈谈您作为证券投资人的状态和心态？

　　周梅森：证券投资人这个称呼很好，我喜欢。现在大家总是一口一个股民地称呼证券投资人，给人的印象是一帮在股市上投机取巧炒来炒去的家伙。真诚地说，我是投资，价值投资：投入用不着的资金，承担相应风险，分享企业的成长成果。我从没幻想过一夜暴富，只希望我的财富不要被通货膨胀吃掉。因为心态较好，除了牛市赚钱，熊市也无太大亏损。比如这三年，我只重仓持有格力电器一只股，看看这只股的走势就知道，我委实跑过了通货膨胀。

　　记者：一个作家在当今的市场大潮中，到底应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周梅森：以前作家是一个非常受尊重的职业，现在作家的地位没法谈了，被社会边缘化了。但是也正常。我想每一个老百姓对财富增值的需求，已经远远超出了精神需求吧。但是问题就在于，作家一方面被边缘化了，一方面又不努力发出自己的声音，有些逃避现实。有些作家认为，写当下好像很难进入文学史，似乎远离生活，远离当下，才是所谓的纯文学。我不大愿意去批评别人，但的确有一部分作家，写的东西没人关心，老百姓凭什么花钱买你的书？怎么可能产生社会影响？我觉得作家在这个时代应该发出自己的声音，对这个时代的重要问题还是要关心。

　　周梅森口述

　　成为巴尔扎克那样的作家

　　我文学生涯的开始，就是从一个收破烂的老头那里看到一本书，这本书前面少了十几页，后面少了十几页。很多年以后我才知道，这本书叫《巴尔扎克传》。书里讲，巴尔扎克一天到晚想发财，办过肥皂厂，香脂厂，每次投资都失败，失败以后就找出版商预支稿费，拿了稿费继续投资后，投资又失败，再写稿还钱。一辈子就这样过来了。当时我就想要做一个巴尔扎克。

　　巴尔扎克曾在拿破仑的雕像底座上写了一句话：彼以剑创其业，吾以笔竟其功。他的小说，如实写出了法兰西资本主义崛起过程中，没落贵族的失败和资产阶级的崛起那个重要转型期的社会百态。他是带着对资本主义的厌恶和仇恨来写作的。他的心态有点像我，一方面心里很想发财，一方面对大资本充满厌恶。我和他不同的是，我投资比他成功一些。我也是在每一个社会发展的重要关口都有作品出来。

　　再举一个例子，茅盾的《子夜》，写的是上世纪30年代的中国当下，而且还是参加当时中国社会大讨论的一个答卷式的作品。中国向何处去？资本主义道路能不能走得通？他当时是为了回答这些问题写的这本书。因此，说文学写当下没意义，这观点我不赞同。

　　从传统意义上讲，一个作家就应该回家专心写作，其实完全不是那么回事，我们这个时代机遇非常多，当机会来临的时候你要抓住，一边学一边干，就能干成。

　　但是话说回来，文学在我的生命中无疑处于中心位置，文学成就了我的人生。早年在一片文化荒漠中，是文学在引导着我顽强地向前走，使我从矿山走向城市，从地层深处走到了阳光大地上，从青年走到中老年。没有文学，就不会有我的如此丰富的精彩人生，我今天肯定还是偏远矿山的一名下岗工人。

　　我故乡的同学们早在十几年前就全都下岗了，看到他们在底层挣扎奋斗的艰难身影，我的心里总会隐隐作痛。因此在我的小说——包括这部《人民的名义》里，总会有底层那些兄弟的一席之地。比如这部小说中的下岗工会主席郑西坡——我着力描绘的一个小人物，这种困顿人生对我来说也并不陌生，我的小说一直接着地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