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梅森：我觉得文学作品关键是要往人性的深处去挖掘，要往人的灵魂深处去挖掘。这样才能触动人。最高检安排我到监狱采访落马官员。很多官员落马以后非常后悔，但也有一些官员有抱怨情绪。他们想我们这么多年做了多少贡献，一个城市变化了，一个县变化了，贪了百八十万判我15年，觉得很冤枉。我跟他们讲，这是政治伦理的问题，当你们在位的时候，党组织在你身上花费了精力，信任你，培养你，你出了问题你抱怨，比你更委屈的是组织，更痛心的是组织，因为组织的心血白费了。而且你腐败掉了，挨骂的是党组织。理想信念是党纪底线的最低要求，守住底线是基础，还应该有更高的标准和追求。

　　记者：您如何定义当下的官场小说、反腐小说？

　　周梅森：这类小说虽然一直受限，但却是流行小说的一个很大分支，读者甚众，文学评价却不高，我也几乎不看。我的这部《人民的名义》不是所谓官场小说，也不是反腐小说，我更倾向于它是一部政治小说。在这部小说里，我从省市高官，一直写到基层工人，写了丰富的社会层面，对一个个人物从人性上进行了深入挖掘，根据人物的成长环境，写出他们各自特定的命运，把芸芸众生对这个时代痛彻心扉的感受，对这个社会的切身感受写了出来。这可能是我这本书和那些市场流行的所谓官场小说、反腐小说的最大不同吧？

　　记者：为什么对这类题材的写作有那么大的兴趣？

　　周梅森：因为这一场改革，给我们国家、民族和人民带来了史上少有的巨大变化，这种变化是一次了不起的民族复兴。我的作品由于离生活非常近，描写起来又有相当大的难度，甚至有时候吃力不讨好，但是我觉得这个工作需要做，一个伟大的时代需要有一部分作家站在社会前面。如果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在崛起的过程中，文学总是不在场，我觉得，atv，这样的文学会与人民离得越来越远。起码我不愿意做这样的作家。我尽我所能在写这个时代，记录一个伟大的国家，一个民族艰难崛起的过程，记录这个崛起的过程中出现的很多很多问题。作为作家，我有这个义务，有这个责任，我愿意承担，这本《人民的名义》就是我最新的承担结果。我觉得作家生活在这个时代，是一种幸运。

　　现实主义或许已不是主流文学

　　但作品的社会价值仍决定文学价值

　　记者：因为上世纪90年代的一次挂职，您开始创作反腐题材作品。如果没有这个转变，您认为自己的文学走向会是怎样？您如何评价自己的这种变化？

　　周梅森：上世纪90年代的挂职于我的文学生涯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我好像把一次偶然的邂逅变成了一种宿命。了解了权力的秘密，看到了权力后台的运作，男人的雄性荷尔蒙就此活跃起来，欲罢不能，便从《人间正道》开始，《中国制造》《绝对权力》《至高利益》一部部写了下来。如果没有这次邂逅会怎么样呢？无非两种情况：一是在原有的体裁范围内深耕细作，再出几本书，然后淡出人们的视线；二是放弃文学创作去商场或者资本市场博弈。所以我对自己的这种变化的评价是积极的，我的理智和清醒，让我赢得了文学生涯的下半场。

　　记者：您认为现实主义题材在当下文坛处于怎样的位置？您是否认同：现实主义的社会价值大于文学价值？

　　周梅森：现在的新闻及时地揭露了很多东西，那些腐败官员太有想象力了，他们创造出的许多贪腐事实简直匪夷所思，那么文学的意义在哪里？文学怎么跑得过新闻？许多新闻报道出来以后，就让现实主义作家一下子觉得无事可做，没法做了，我也有这个感觉。因此现实主义题材在当下文坛并不处于很有利的地位。这让我想起当年，现实题材曾经引领文坛，甚至引领中国。许多政治家不能碰的东西，总是由现实主义文学先去探雷，文学承担了太多非文学的任务，使得文学成了那个时代的无冠之王。现在不是了，atv，现实主义甚至已经不是主流文学。但我并不认同现实主义就只有社会价值，或者说其社会价值就一定大于文学价值。还是要就具体作家的具体作品来做具体分析和判断。我不认为一部没有社会价值的作品会有多高的文学价值。

　　作家在这个时代

　　应该发出自己的声音

　　记者：您是著作等身的著名作家，又是资本市场的名人，这二者之间如何找到一种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