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明将至，一则视频在网上悄然走红。视频的主人公叫王璐，来自北京佑安医院，她从事的并非普通救治诊疗工作，而是一份跨越传统的医者界限、触及伦理层面的“新职业”。

　　近年，在北京部分医院，“器官捐献协调员”悄然诞生，王璐便是其中之一。在患者逝世之际，这些“协调员”负责向家属普及器官捐献的理念，并最终协助完成捐献流程。同时，他们还会奔走在各医院之间，为ICU里等待器官移植的患者寻找捐献来源。

　　在全国，首批协调员设立至今已近7年，他们推动并见证了遗体器官捐献观念的演变。去年以来，包括深圳女童罗一笑、媒体人曲昌荣、“椰子姑娘”等，这些被记住名字的逝者，都与器官捐献相关。

　　最新数据显示，2016年，我国共完成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4080例，捐献大器官11296个，较2015年提高近50%，年捐献量居世界第二。不过，在每年有2万人等待新的器官以延续生命的当下，我国器官移植供需缺口依然明显，这些协调员们，可谓任重道远。

　　“我希望能救下你的一部分”

　　在佑安医院ICU病房里干了5年之后，医生王璐“改了行”。

　　那是2010年，我国首批“人体器官捐献协调员”诞生，佑安医院也开设协调员岗位。这些协调员多为来自各科室的医务人员，主要任务包含识别捐献者、与家属进行沟通、协助完成整个捐献过程。

　　王璐协助捐献出的第一颗肾脏，来自一位11岁的浙江女孩。

　　2012年春节，女孩来京与打工父母团聚时，被开卡车的父亲倒车时撞伤头部，造成严重的脑外伤。女孩在佑安医院ICU接受了两周治疗，因伤情严重于事发后第15天失去生命体征，全脑死亡。

　　王璐记得，女孩去世那天上午，她的父母哭得撕心裂肺，本该向夫妻俩提出器官捐献的王璐一句话也说不出口，但是到了下午，他们主动找到王璐，同意捐献。“很想回报社会点什么。”在王璐的帮助下，夫妇俩在同意书上签了字。他们说，想通过这样的方式，让女儿留在北京。

　　当时，主动为逝者捐献器官的家属还不多见。王璐记得，捐献当天，很多医生赶来为女孩送别，许多人在现场泣不成声。

　　这位女孩所捐献出的肝脏、肾脏、角膜总共拯救了三条生命，让两人重见光明。像这样的器官捐献案例，近7年来王璐一共完成了30多例。“我救不了你的全部，但希望能救下你的一部分。”王璐说。

　　被同行驱逐的“协调员”

　　拥有ICU大夫经历的王璐，比常人更能直观理解“器官捐献”的急迫。她说，自己在ICU见过很多患者，包括一些年轻人，都在等待匹配的移植器官，有的就在等待中死去。

　　不过，这份新工作远没有她想象中那么顺利。

　　在北京各个医院的ICU病房，每天都有患者因救治无效逝世，“潜在待捐”案例便存在于这些患者之中。王璐需要奔走于北京市各大医院，向同行传播器官捐献理念，并争取合作机会。但在最初，即便是她的医生同行，不认可的也不在少数。

　　她曾不止一次被同行当面“驱逐”。

　　有一次，王璐前往一家大医院，想与相关负责人商谈器官捐献的事情，等候所有患者就诊完毕，她上前刚说了开场白，对方便回敬了干脆的两个字“出去”。

　　还有同行质问她是哪个科室的医生，直言“我这儿是救人的，你是来干嘛的”，似乎她玷污了医生救死扶伤的职业荣誉。

　　最难过的时候，王璐曾哭着跑回佑安医院。她说，自己作为一名年资不低的大夫，没有想过有一天会被人“像赶垃圾一样赶走”。

　　面对逝者家属，王璐遇到过更加激烈的拒绝。

　　佑安医院曾有一位女性患者脑瘤晚期放弃治疗，丈夫想捐献妻子的器官，但是处于悲痛中的患者母亲反应强烈，知道此事后在办公室将王璐骂了近两小时，认为医院没能将女儿救活、还想摘取女儿的器官，“良心都被狗吃了”。

　　家属质疑“只是想要患者器官”

　　器官捐献必须取得逝者父母、子女、伴侣等亲属的同意方能进行。来自佑安医院的统计显示，2016年，该院共接到近300个捐献电话，初筛通过后协调员外出共190多次，其中只有40多例达到待捐状态，最后成功捐献仅20余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