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吴兴华最终并没有看到这套书的出版，而在这些剧本早年出版的版本中，我们还能够在书页上看到校对者的名字，而一些相对较新的版本，校对的署名就已经消失不见。至于《英语常用词用法词典》，则在一开始，就是“集体创作”的结果，没有人真正在乎它实质上的创作者。

　　按照吴兴华遗孀谢蔚英对《中国新闻周刊》的回忆，正是这几年间，吴兴华已经完成了直接从意大利文、严格按照原文的韵律与节拍进行翻译的但丁《神曲》中文译作。

　　并且，他还在写一部以柳宗元为主人公、唐代中国为背景、并辐射比较同时期多国文明的历史小说《他死在柳州》。在谢蔚英的记忆中，那是一部有着庞大气魄与精炼微妙文字的作品，但吴兴华最终没有完成它，它的手稿在“文革”期间被焚毁。

　　天地兴亡两不知

　　按照夏志清与宋淇对于吴兴华的评价，他是能够与陈寅恪、钱钟书相提并论、真正意义称得上学贯中西的大儒。

　　而按照吴兴华对于自己理想的规划，如今看来，他的一生则都处于不甘与无可奈何的“未完成时”。他似乎从来没有真正地“得志”与“合过时宜”，早期是因为贫病与家累，后期则是因为政治运动。

　　谢蔚英曾经这样回忆，吴兴华对她谈及自己的治学计划，是四十岁之前苦读，奠定根基，四十岁以后，撰文著书，一一兑现自己的雄心理想，除了《神曲》《他死在柳州》以及莎士比亚研究之外，直接从希腊文翻译《荷马史诗》以及编撰一部大型的“中国诗文选集”，都是这理想的一部分。

　　但这一切被拦腰斩断在1966年。

　　按照吴同的回忆，父亲对那一天似乎早有预感。

　　“1966年8月2号，我记得特别清楚，我们家早就被贴满了报，学校也停课了，但那天早晨爸爸说他得去系里，让我帮他找自行车的钥匙。我把钥匙递给他的时候，他对我说，小同，如果发生了什么事，我希望你好好照顾妈妈和妹妹，我哭了，他看起来非常难过。”

　　几个小时之后，有人来敲开吴家的门，对吴同说，你爸爸出事了，现在北大校医院。随后吴同赶到校医院，发现父亲被扔在走廊中，脸色发紫，知觉全无。她一直呼唤爸爸，但父亲始终没有清醒过来。

　　后来从中科院赶回北大的谢蔚英与吴同一起将吴兴华送到北医三院抢救，母女俩在那里守了一夜，直至吴兴华咽下最后一口气。

　　文革结束，吴同才从不同的人的讲述中，拼凑出了父亲离世前最后几个小时的遭遇：他被殴打，被人把头摁在浆糊桶中，然后又被逼喝下北大化工厂流出的有毒的工业污水，被折磨直到彻底昏迷。

　　“我觉得他这一生，几乎没过过几天真正的好日子。”吴同有时候会这样“总结”父亲，50年前的痛楚，如今一旦提及，依然会撕扯着她。

　　很多年后，人过中年的吴同，已经有足够的阅历来读解父亲的一生，她才越来越意识到，与灿烂的才华相比，他的性格是多么地天真。对于周遭派系人事的关系，始终懵懂无知；他醉心于书本，但书本并没有拯救他。而反观他周遭的、最终走出乱世的人们，哪怕是看起来书生气十足，实质上，对于世道人心，也有着深刻的了解。吴兴华似乎只能拥有最坏的结局。

　　吴兴华去世后不久，谢蔚英母女被赶出中关园的宿舍，“文革时候到我们家来抄家的一拨又一拨，他们烧东西，贴封条，到今天我也不知道我父亲究竟丢失了多少完成或者未完成的文字。”吴同这样说道。

　　不到16岁的吴同下乡插队，归来后被安插到街道工厂，随后凭借自学考入北京外国语大学，而在此之前，她的学历是北大附小，“爸爸始终是希望我做读书人的。”

　　插队回京后的吴同受到了钱钟书一家的照拂，杨绛请她帮忙抄录自己《堂·吉诃德》的翻译文字——那是文革期间，阴错阳差藏在废纸垃圾堆里才得以保全的手稿，而吴兴华的大量作品，则远没有那么幸运。

　　“她给我远远超过誊录文字所应得的报酬，就是怕我们不肯接受帮助，才想出这样的法子。”吴同对《中国新闻周刊》这样说。吴同还记得，每次到钱家去，钱伯伯总是拿出点心招待她、尽量让她开心，“你父亲太可惜了。”钱钟书对吴同说，“钟期既遇，奏流水以何惭？”“他觉得父亲离开了，知音没有了。”吴同这样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