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怎么可能看过那些小孩的书呢，但他就是拥有听闻不忘、一目十行的能力。”如今的吴同62岁，是一个依旧看得出美丽容貌的中年女人。她已经在美国居住了三十多年，平日的工作是在普林斯顿大学教授英文写作。偶尔她会抱怨美国孩子的英国文学水平实在太差，但提到爸爸，她的口气会马上变得轻柔，带着一点女儿对父亲的崇拜，“其实玩那个游戏，我只是想让他开心一点。”她似乎永远不能够释怀父亲的离开。

　　吴同基本是跟随父亲长大的孩子，因为那时吴家住在北大中关园，吴兴华的夫人谢蔚英在社科院上班，每天大量的时光花费在路途上，因此吴同和父亲共处的时间更多。

　　但是吴同对于父亲的才华与渊博的学问，充满了困惑。

　　“你知道，我爸爸并不是像钱（钟书）伯伯或者他的同学宋淇那样，出身于家境优越的书香门第，有着天然的熏陶积累。”吴同对《中国新闻周刊》这样说。

　　吴家祖籍杭州，但后来迁居北京，吴兴华的父亲是中医，早年也曾经留学日本，母亲留在家中料理家务，吴家一共有九个孩子，所以负担极重。

　　吴同甚至记得，她的叔叔曾经向她转述过奶奶对吴兴华幼年时候的记忆，“我爷爷有一个小屋子，里面堆满了他收集的古籍旧书，我爸爸连路都走不稳的岁数，就喜欢钻进里面翻书，也没有人教他。”

　　有一次，吴兴华的父亲请了很多客人来家里，大人们在谈论古诗词，说着说着，有几句下文记不清了，彼时四岁的吴兴华朗声接了上去，大人们觉得奇怪，又考了他几首，也是丝毫不差。

　　吴兴华的母亲很迷信，对于儿子的早慧，她总觉得异于常人也许并不是一件好事，恐怕以后的命运并不会喜乐平顺。

　　而所有接触过吴兴华的人，都被他的才华所打动。

　　在吴兴华的同学、挚友宋淇之子宋以朗的回忆中，父亲曾经向他讲述过这位天才式的好友：早在燕京读书时期，吴兴华就已经将燕大、清华以及国立北平图书馆的文史类的藏书，全部阅遍，并且深深印刻在脑海中，过目不忘。

　　而在谢蔚英与吴同的记忆中，他们在北大中关园的家中，经常有一些远比吴兴华更加资深的教授学者来印证或者求教一些问题，比如历史学家邓之诚或者钱钟书。

　　“那时候也没有电脑或者搜索引擎，图书馆查阅也不方便，钱伯伯经常想起一个翻译上的问题，就来找我爸爸询问出处，我爸爸总是能够给一个让他满意的答复。”吴同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而在她的记忆中，父亲与钱伯伯的聊天内容，自己还听不懂，“但我记得他们聊得特别高兴，总是在笑。”

　　“有一次，钱伯伯来我们家，临走的时候，爸爸把他送出门外，当时我正在家门口玩，我记得钱伯伯对父亲说，吴兴华，你可真了不起，你不到20岁就已经超过我了。”

　　很多年以后，吴同才意识到，j2直播，恃才傲物、眼高于顶的钱钟书这句话的分量。但事实上，那时候的吴兴华已经三十几岁，却始终没有获得真正释放才华的机会。

　　自上世纪50年代中后期开始，吴兴华的日子已经不太好过。1957年，他因为在“大鸣大放”运动中，提出“苏联专家的英文教学方法不一定适合中国”而成了北大西语系第一批右派，随后便被从书斋中连根拔起，在各种运动与冲击中经历九蒸九焙的历练。几年之后，由于认错态度诚恳，被恢复了一部分工作，但一时的平静并没有维持多久，1966年真正的大风暴便又来临了。

　　但即便是被剥夺了教学与学术研究的工作，吴兴华依然保持着每天阅读十本书的习惯。那段时间里，他在改造之余，还编撰了北大西语系的教材《英语常用词用法词典》，并承担现在中国所流行通用的以1954年出版朱生豪译《莎士比亚戏剧集》为基础的《莎士比亚全集》编辑出版的大量勘误校订工作。“全集”的主持编辑者施咸荣之子施亮曾经在自己的回忆文章《〈莎士比亚全集〉的几位译者》中记载了父亲对于吴兴华贡献的念念不忘。“父亲生前多次向我提起北京大学教授吴兴华先生，对他充满了尊敬与怀念。父亲说，50年代出版的朱生豪译本，有其特色，可这个译本却存在不少误译和删节的缺点……吴兴华先生慨然应允承担了很大部分校订工作，一共校订朱生豪译的15个剧本，工作态度极其认真负责，对这一套《莎士比亚全集》的出版实在是功不可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