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达成共识，村里前前后后开了20多次业主大会。gad公司也到村里组织座谈，希望了解村民们的需求。“堂屋是否必须？”“厨房中是否还需要传统土灶？”设计团队将十几个这样的问题印成调查问卷，一一征求村民的意见。

　　在规划者们看来，设计不仅足够美观，也充分考虑到了当地风俗和农民的现代生活需要：堂屋坐北朝南，院落由南边进入；前院有电瓶车位，也可以晾晒衣服和谷物；侧院放置柴火、杂物；南院用作休闲绿化。每家都有4个以上的卧室，还有客厅、堆放农具的杂物室等等。

　　尽管反复沟通，村民还是无法完全接受全部的设计。施工平面图出来后，大家的质疑五花八门：楼梯太窄，停车位不够、窗户不能打开……习惯了自己建房、自己做主的村民们抱怨自己毫无话语权，村干部们只能接着做工作，一家一家地“讲道理”。“刚开始不接受的多，但后来慢慢也都能接受了。”洪斌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一期工程46幢房，到最后报名申购的达到80多户。

　　有一些分歧持续存在，比如每个小院3米高的围墙。村民们认为，这样的围墙太过封闭，“欧式别墅就没有”。孟凡浩也有自己的“策略”：他找出著名徽商胡雪岩故居的图片，向村民们解释中式建筑“高宅大院”的传统。最终，大部分业主接受了这个“回归东方传统”的方案——只有两户人家始终不肯让步，他们索性直接跑到自家的工地上，现场指挥工人把围墙高度降低了1米。

　　孟凡浩觉得，只要不是涉及对主体风格、结构的颠覆性改动，他都可以有所妥协。但事实上，这不是他唯一的麻烦。作为政府代建的工程，项目的施工方是在政府公开招标以最低价中标的单位，这支专业水平有限的队伍常常让他感到难以沟通。“他们甚至不按你的图纸做，这在城市里怎么可能？但后来想想，可能也是我对他们要求太高了。”

　　按照城市地产开发商的速度，类似这样的项目大概3个月就可以完工，而在东梓关，工期整整拖了1年多。项目竣工时，孟凡浩发了一条微博：“从设计到竣工，历时两年，曲折艰辛，失控中的坚持……”

　　尽管在施工工艺、质量上留下了不少遗憾，但包括孟凡浩在内的许多参与者都认为，这已经是在现有条件下，各方所能做到的最好的了。

　　整片民居一期工程总共46户，目前正式入住的只有两家，剩下的大多还在装修。村民们已经对连日来源源不断的参观者习以为常，一边盯着手上的活计，一边不忘招呼来客“进来随便看”。虽然间或也抱怨几句，但大体都还是满意的，那满意里带着显而易见的自豪：“当然好啊！都全国有名了！自己盖不了这么漂亮！”

　　“与其没有了，不如改改以继续存在”

　　除了漂亮的建筑，东梓关是否能成为政府理想中的文化古村落“示范村”，还有待时间的检验。

　　在东梓关之前，杭州另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山村也曾因设计风格独具特色而闻名全国——自2012年起，中国美术学院建筑艺术学院院长、普利兹克建筑奖得主王澍用3年多的时间，在富阳洞桥镇的文村，建起了14幢、24户农居房。他以灰、黄、白三色为基调，使用杭灰石、黄黏土和楠竹等当地传统的建筑材料，以夯土墙、抹泥墙、杭灰石墙、斩假石的外立面设计，打造出了一个以“浙派民居”为特色的“文村新村”。

　　作为一个对乡村和传统怀有极大热忱的建筑大师，王澍将对文村的改造视为抢救中国乡村文化的某种试验——他希望在不改变古村落面貌的同时，实现乡村的“隐形城市化”：有生态的环境，有传统的历史，也有现代化的生活。

　　但事实上，几年过去，人们对这场试验的结果至今存在争议：在许多人眼中，王澍一手设计的那些造型独特、个人风格突出的民居似乎太过“实验性”了，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切合农民生活的需要，又能在多大程度上实现他的乡建设想，仍有待观察。

　　近年来，类似这样的争议并不鲜见。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推进，j2直播，在“美丽中国”的号召下，乡村建设日渐成为建筑设计师们热衷的方向，越来越多的艺术家、建筑师和文化界人士乐于投身这一浪潮中，并做出了各种各样的尝试：在福建漳州的下石村，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教授李晓东在两座土楼之间建起了一间“桥上书屋”，这本是为当地的希望小学而建，如今没有学生后，因其富有创意的设计而成为了知名的旅游景点；在杭州临安，建筑师陈浩如用当地的毛竹和茅草等材料建造了一个极具设计感的现代猪圈，作为生态农场“太阳公社”的一部分，他希望能建立起一个生态农业圈，通过发展农业和当地特色的手工业，让村民们在家乡也能过上富足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