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于欢已提出上诉。于欢的上诉代理人、河北十力律师事务所律师殷清利告诉表示，已经在2月24日，赶在上诉期的最后一天提起上诉。此案一审中，自首没有认定，对方涉黑的问题没有认定，警方也存在涉嫌不作为的成分。此外，死者也有因自身因素耽误救治的情节。

　　上诉代理人殷清利主张，在遭遇涉黑团伙令人发指的侮辱、警察出警后人身自由仍然得不到保障的情况下，于欢的被迫还击至少属于防卫过当。同时，于欢听从民警要求交出刀具并归案、在讯问中如实供述等行为，应当认定为自首。

　　中青评论：请给公民战胜邪恶的法律正义

　　如果没有于欢情急之下持刀行凶的死伤，这只是一起由民间借贷纠纷导致的普通“非法拘禁案”。但是，这起案件的特殊之处在于，夹杂其中的“辱母情节”手段之卑劣，性质之恶劣，可以说近年来无案出其右，既造成了一死二伤的后果，也挑战了公众的社会道德和公平认知。更重要的是，此案的审判结果，并没有如辩护律师及众人所预料的那样，以“防卫过当”来认定，也就是“正当防卫超过必要限度造成重大损害的，应当负刑事责任，但是应当减轻或者免除处罚”。

　　为什么不能认定为“防卫过当”，对被告人处以更轻的刑罚呢？当地法院给出的理由是，于欢面对众多讨债人长时间纠缠，不能正确处理冲突，当时的人身自由虽受到限制，也遭到对方侮辱和辱骂，但对方没有人使用工具；在派出所已经出警的情况下，被告人于欢及其母亲的生命健康权被侵犯的危险性较小，故不存在防卫的紧迫性。

　　的确，刑法上正当防卫的成立，将“防卫的紧迫性”作为核心要件，其要义在于两个方面：一是不法侵害正在进行；二是不得不制止侵害。从法院的认定看，atv，恐怕还是认为防卫达不到“不得不为”的程度。问题在于，“没有人使用工具”，被告人及其母亲就没有现实危险吗？当“极端手段污辱”都已经出现，谁能预料，不法分子接下来还会采取什么更恶劣、更危险的侵权行径？

　　诚然，“派出所已经出警”，但警察仅提醒了一句“要账可以，但是不能动手打人”，随即离开了房间。应当说，这种有限的执法方式，并没有达到制止“非法拘禁”的效果，被告人及其母亲的人身危险依然存在。在这种情况下，寻求救济无望的被告人情绪失控，以暴力制止侵害，的确符合“不得不为”的要求，只不过“超过必要限度”。当然，根据有关司法解释，出现“死亡1人”等情形，有关执法人员已涉嫌构成玩忽职守罪。

　　其实，除当天的案情外，审判机关还应综合考量的重要情节是，对方一些前置情形的“违法性”，也就是具有“黑社会背景”，以及“高利贷”“非法拘禁”等行为。这些事实不仅从侧面印证被告人的激愤之举实属“不得不为”，还能证明其本人的“主观恶性”较低，从而在司法实践中得到更有利的判决。

　　法律规定“正当防卫”行为，目的是要鼓励公民采取必要措施与不法侵害作斗争，保护自身的合法权益，从而弥补公力救济之不足。在司法实践中，如果将“超过必要限度”的“门槛”抬高，施以无差别的“对待”，只会使公民抗争邪恶的勇气遭受遏制，从而与正当防卫的立法精神背道而驰。

　　“法律是灰色的，而司法之树常青”。同样，法律也是冰冷的，但法律精神是有温度的。任何执法不当与裁判不公，都是对法律精神的背叛与戕害。目前，被告人已经上诉，期待在即将到来的二审中，司法机关坚持“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秉持法律精神公正裁判，实现排除社会危害性与阻止刑事违法性的统一，彰显法律之正义。

　　评论：欧阳晨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