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个方面的支出看起来很普遍，有的金额很大，比如北京福彩动用发行费609.87万元，超过规定标准为单位职工发放工资及奖金；北京体彩则为此动用了3905.55万元。

　　审计结果公告显示，“三公”支出挪用彩票资金也很普遍。共有122个单位将彩票资金用于“三公”支出，包括超标准或超编制购买和使用公车，违规组织出国（境），以及借培训和会议等名义公款旅游。

　　“三公”支出的受益方，不仅有本单位，还有上级单位。比如，有4家省福彩中心买车给民政厅长期使用，分别是山西、吉林、云南和陕西。其中陕西福彩中心为民政厅买了4辆，花费125.41万元。其他三家福彩中心购车数量虽不及陕西，但单价更高：山西花费62.06万元买了一辆越野车；吉林花了124.46万元买了一辆越野车；云南花费156.39万元买了两辆越野车。

　　这种用发行费为上级服务的事情还有很多，除了买车之外，大多是发放奖金。比如长春福彩中心为该市民政局职工发放奖金29.28万元；大庆福彩中心动用29.1万元，为该市民政局职工发放奖金；江苏体彩中心动用发行费67.7万元，为该省体育局等单位职工发放奖金。

　　一位熟悉内情的业内人士介绍说，此类事情的发生，有的是下级单位主动行事，也有的是上级单位索要，个中含义双方都心知肚明。“各自都把发行费当成了一块轻而易举到手的‘肥肉’，都眼睁睁地盯着，于是要搞平衡，领导拿一点，员工拿一点，上面拿一点，下面也要拿一点。平衡之后，内部就没有风险了，大家皆大欢喜。”

　　这位业内人士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有的彩票发行和管理部门对发行费的管理较为随意，“有的机构想怎么花就怎么花，但按规定，发行费和公益金都要编制预算，使用范围有专门的规定。”

　　相关单位花钱随意性的另一个表现，是采购时不经过法定的程序。审计结果公告显示，有59个单位未按规定集中采购、公开招标采购或超标准采购设备和技术服务，涉及资金71.43亿元。

　　一位与彩票领域相关的招投标业内人士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这种非公开采购的背后，有可能着涉嫌腐败的情况。他说，彩票发行与管理部门通常有几个固定的合作伙伴，多年不变，有的负责彩票印刷，直播，有的负责提供销售设备。这种多年的合作关系，一方面容易阻隔公开招标，也容易包裹利益往来。

　　彩票资金管理混乱的另一个表现，是有大量的彩票公益金被套取。审计结果公告显示，有73个单位通过编造虚假项目、提供虚假资料等方式，套取彩票资金5.96亿元。

　　每一笔彩票资金被不当利用的背后，都给腐败预留了空间。审计结果公告显示，个别彩票主管部门和彩票机构的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便利非法牟利；还有个别单位和人员弄虚作假，侵占彩票资金。另外，还有部分公职人员违规经营彩票投注站。

　　审计结果公告显示，审计署向有关部门移送了违法违纪问题线索90起，有关部门进行了依法依规查处。

　　被摊薄的彩票公益金

　　这份审计结果公告还有一块内容，是关于互联网彩票。

　　近几年，是否可以在互联网上销售彩票一直引人关注。在互联网不断发展的背景下，很多人呼吁放开在互联网上销售彩票，但彩票主管部门基于对博彩的消极面以及管理上的顾虑，在这方面一直持谨慎态度。

　　“彩票提倡多人少买，这样可减少负面效应。互联网刷刷单就出去了，容易倾家荡产。博彩，其中有一个‘博’字。”一位接近决策层的业内人士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2015年4月3日，财政部、银监会等八部委联合发布了《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公告2015年第18号》，这个被称为“给互联网彩票当头一棒”的文件，表示要“坚决制止和严厉查处各种擅自利用互联网销售彩票行为”，“未经财政部批准，任何单位不得开展互联网销售彩票业务。”

　　审计人员发现，虽然相关部门严格控制，但互联网彩票已经遍地开花，且都没有经过审批。审计结果公告显示，在被审计的18个省市中，有17个省市存在违规销售互联网彩票的行为，销售额达630.4亿元，其中体育彩票占比近八成，达到497.4亿元。

　　一位从事过彩票监管的财政系统官员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各地互联网彩票之所以顶风上马，是因为各地都希望通过互联网这个平台，快速提高彩票销售额，这样彩票发行机构能分到更多的发行费，地方政府则能分到更多的公益金，这对于双方无疑都有吸引力。

　　“多卖100个亿，地方上就能多支配几十个亿。所以大家都想把盘子做大，都有动力。”上述受访业内人士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