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别是现在的中小学生，由于接触的信息量足够大，眼界也足够开阔，“在进行课文的选择时不能仅仅在价值观上把关，还要在事实上把关。”上海市特级教师、上海师范大学附属中学语文教师余党绪说，孩子在把正确的观念内化为自身信念的时候是需要一个过程的，在这个过程中如果孩子发现支撑这个正确观念的事实本身是虚假的，他们会连带着对观念本身的正确性产生怀疑。

　　教材不是“美文”的汇编 课文的改动是为教学的需要

　　在余党绪看来，人们对语文课文中的“错误”宽容度偏低，还跟人们一直以来的观念有关：教材是一个范本、一个标杆。所以有人会说：有那么多优秀的文章为什么不选，偏偏选中这些文章？

　　“其实，教材首先是为教学服务的。”余党绪说。比如，鲁迅的一篇文章出现了增减就会在社会上引起轩然大波，而选用教材的人更多是从对学生语文能力培养的需求出发的，可能恰好鲁迅的另一篇文章更合适。

　　“前两年甚至有人说鲁迅已经被赶出语文教材。这是误解。”温儒敏说，事实上，课程改革增加学生自主学习的选择性，原来高中3个学年必修课，改为1.75学年，而选修课占1.25学年。必修课总课时少了，自然也要对课文数量进行调整，这是很正常的。鲁迅的文章在必修课中减少了，有的放到选修课了。在入选课本的作家中，鲁迅仍然位居第一。

　　“社会上的很多讨论可能更多地站在文学的、社会的，或其个人趣味的角度上，而非语文的角度。”余党绪说。

　　“教材不是美文的汇编。”温儒敏说。“教材选用课文，atv，特别是小学语文课文，很多都是经过修改的，对选文做少量必要的改动，并非显示编者‘高明’，主要是为了适合教学的需要。”特别是小学低年级的课文，为了认字的安排，改动是常有的。过去叶圣陶主编中小学教材，对选文也是要做修改的。比如《最后一课》，几乎就是根据原作重写。原来初中选过文言文《口技》，原作有些内容涉及夫妇的情事，选入课文肯定不合适，就删节了。

　　温儒敏教授同时还是“部编本”语文教材(“部编本”教材是由教育部直接组织编写的教材)的总主编，他介绍，这次“部编本”课文凡有改动，会在注解中说明。教材编写对原作的改动非常慎重，若原作者健在，改动都经过作者的同意，有的还会请作者自己动手来改。而经典作品一般是不作改动的，若有某些表达不合现今“规范”，在注解中加以说明。

　　教材只是教育的工具 教师不能被工具左右

　　“说到底，课本只是教育的一个方面，是教育教学的一个工具而已。”连中国老师说，真正打动人心的不仅是课本呈现的那一点点。教育是立体综合的，教育中很大一部分是师生相处，这个过程从某种意义上说更为重要。

　　不少一线教师认为，当教材中有些内容被质疑的时候，教师完全可以把这作为一个教育契机进行讨论，甚至可以让学生由此形成课题研究。

　　“孩子需要判断力。”余党绪说，利用这些课文正是一个很好的教育机会，在引导孩子正视错误、研究错误、修正错误的过程中，孩子自然就会成长。

　　余党绪介绍，我们的教育容易简单化，为了达到一个结果往往忽略了过程的教育意义，仿佛我们的教育就是为了告诉孩子一个“正确答案”。比如，我们在小的时候经常听到这样的教育：只要你读书用功了将来就会成功。“而当我们成年之后才发现成功需要很多因素，如果当孩子小的时候把用功和成功之间的关系讲清楚了，孩子长大之后面对挫折和失败的时候内心就会增加很多平静和坦然。”余党绪说。

　　其实教育者也没有必要那么紧张，因为“孩子在成长的过程中没有哪篇文章是必须要看的。”连中国说，我们的教材中有那么多优秀的作品，把这些作品的价值全部挖掘出来就已经非常棒了，没必要在个别存在质疑的课文上纠结。教材是工具，教师不能被工具左右。

　　连中国老师介绍，他曾经陪自己的孩子一起读过一篇小学教材上的课文，文章非常短小：

　　小鸭说：“妈妈，您带我去游泳好吗？”妈妈说：“小溪的水不深，自己去游吧。”过了几天，小鸭学会了游泳。

　　小鹰说：“妈妈，我想去山那边看看，您带我去好吗？”妈妈说：“山那边风景很美，自己去看吧。”过了几天，小鹰学会了飞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