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时，一个很突然而来的念头就会变成事实，不知道这一回是否会如此。我对自己是有点估计的，我以为我是有必要去适应社会，受一点社会的限制，这或许对以后有好处。

　　一清醒的认识了一些自己，也就能大致地衡量自己的斤两了。哈！我就是这样，我时常攻击的往往就是我自己所具有的。

　　16岁时的日记，一看便是民国文学和翻译小说读多了的文字。在文化沙漠的时期，写一笔繁体字，大概也算奇葩，难怪后来我在学校里经常被视为五四青年。从这段日记可知，当时我已经有独立办事的能力，也有突然起一个念头就去做的习惯。此后的40年里，基本上一直如此。个人生涯某种意义上与历史是有相似与呼应的，往往在一念之间发生改变。

　　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简称学部，即后来的社科院，是大大小小的知识分子密集之处。学部子弟自然是典型的知识分子家庭孩子，打架大都不灵，倒是还有不少爱读书的。他们由于出身问题，多数境遇不佳，很多还在农村插队未归，能够在大型国企里当工人就算是不错的了。在1977年夏天，很多人忽然像打了鸡血一样开始复习数理化。不过除了老高中生以外，没有谁心里有底，所以大多数都是不声不响，各自备战。“文革”虽已经结束，但真正的改革开放还在孕育过程中。那一年元旦社论的题目是《学好文件抓好纲》，那一年报纸上的关键词是“英明领袖”、“抓纲治国”，这个纲仍然是以阶级斗争为纲。在词语之下，对于变化的渴望以及变化本身暗暗积累、流动。私下里，人们对于高考恢复的期待值与日俱增，不仅仅是因为“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观念在潜意识里从来不曾消灭，还因为上大学被普遍认为是改变命运的唯一途径。

　　从15岁到31岁，积压了十几年的青年至少有几千万人，他们中间的多数，强烈希望改变自己的处境。考大学最直接最迅速地点燃许多人心中的火把，也因此注定高考是一条严酷的羊肠小径。大多数没怎么读书、没有希望或信心的人，早早就放弃了。据目前官方数字，1977年有570万人参加高考，27万人被录取。从有资格参加高考的人数看，百里挑一都不止，从实际参加高考的人数看，录取率也只有4.8%。

　　我后来读历史，才明白从宋朝以后，科举考试不仅仅是文官制度的根本，而且是民族心理记忆的一部分。这一记忆在反文化的十年后复苏，又因为恢复统一考试后的第一次高考之难而格外凸显。我至今记得高考发榜后，学部大院几家欢乐几家愁：八号楼查建英考上北大中文系、吕叔湘先生的外孙考上北大西语系英语专业、家兄也从插队所在地考上清华。

　　不管时代怎样变化，清华北大始终是人们心中的梦想。家兄一高中同学，平素沉稳内敛，那年悄没声地上了北大，来我家报喜时两眼放光、双腮涨红，声音都变了。30年后，我去附近的中国超市买菜，那里免费送顾客一份世界日报，回到家坐在沙发上翻报纸，看到纽约州巴法罗附近飞机失事的消息，死难者里有一个华人，看到他的名字，我的手一抖，咖啡溢了出来……

　　不久后，我在阿拉巴马出差，小城里一住就十天。住久了，不免想吃一顿中餐。美国南方是华人最少的地方，中餐馆也少，网上搜索了半天，才在十英里外发现一家似乎还有点规模的中餐馆。去了一次，感觉味道还好，隔了一天下班后又去了。这一次碰上老板，他看了我一眼，用很正宗的京腔说：“我瞅您是大陆的吧？”当他听到我已经不那么纯正的北京话时，竟是相当欣喜，一定要请我喝一杯。有了第一杯，就会有第二杯，三杯下肚诉平生，是北京人常见的风景之一。阎老板在北京的地段离我儿时故居只隔了几条胡同，我问：“您住哪条胡同？”阎老板说：“我住在北剪子巷，挨着大兴胡同，您哪块儿熟吗？”我听说过这条和我同名的胡同，却不清楚它原来就在铁狮子胡同北边几条街。如此说起来，不由得更多了一分亲近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