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方面，不亲自收藏，中国的文物——不管是出土还是不出土——不容易学得懂。不需要多少钱，我自己从地摊货的真真假假学得很多。没有疑问，中国的文物是一个庞大无比的伊甸园，只要博物馆办得好，有可靠的专家指导，展品有故事可说，这个文化伊甸园不亚于无敌海景。

　　这就带到我要说的一个重要话题。伊甸园的享受无疑是一项重要的收入，但主要是消费者盈余，没有市场，不能算进以市价量度的财富那边去。这样看，美国的地价低，中国的地价高，尽管美国的人均享受远高于中国，要拿出钞票在国际上挥洒一下，他们却又斗不过炎黄子孙。这是习先生提出一带一路这个构思的先决条件了。

　　知识引进是第一关键

　　不管怎样衡量，今天回顾，自一九九一年在瑞典我跟弗里德曼畅论世界经济，距今四分之一个世纪，贫困之邦能杀出重围的虽然不只一个中国，但说中国先拔头筹却无可置疑。我更要指出从一九九三到二七这十四个年头，在好些不利的情况下，中国经济增长的速度之高是人类历史仅见。朱镕基先生的贡献我欣赏，但经济持续地飙升十多年不可能是一个或一小撮人的功劳。朱总理当年主导的市场合约自由与其他政策当然不可或缺，但还是不足以解释我们见到的现象。

　　最近我想到两个解释中国现象的关键，皆源于与弗老之会的内容再想。其一是比较优势定律这回事，理论无疑对，但引进沙石这定律的运作不同。大概而言，地球上的资源只有三类。其一是土地（包括地下的矿物），其二是劳力，其三是知识。土地不能移动——不动产是也——其增减对经济当然有影响，而农产品或矿物的进出口，如果没有政府管制，会影响他邦的经济。劳动人口可以走动，但国际之间不容易，而通过国际贸易虽然会带来比较优势定律所说的效果，但国际上的劳工法例、最低工资、工会运作等沙石可以大幅地削弱比较优势定律的运作。

　　只有第三种资源——知识——在国际间是自由流动的：绝大部分的知识没有专利保护，就是有也只保十多年，而商业秘密会跟着外资的引进而进，一旦外泄基本上无法收回。我认为中国能先拔头筹的一个主要原因，是开放改革后外间的知识涌进得快，非常快，而中国的青年也吸收得快。外资当年的涌进带来的商业与管理知识当然重要，而今天看更为重要的是数码等科技的发达，涌进中国，炎黄子孙学得快，掌握得优越。这里我们要注意的，是中国本土的市场大，而大市场是数码商业快速发展的先决条件。

　　另一方面，在文革期间，中国的大学好些课程不能教。这逼使求学的青年偏于数学与工程这些方面。虽然文革是四十多年前的往事，这传统还在。后来到了江泽民时期，大学的数量急升，到今天每年的大学毕业生七百万人，懂得处理方程式的中学生所见皆是。也重要的是中国没有西方那种工会的林立。中国的建筑或装修工人一般是样样皆能。是的，在西方，因为工会的左右，水归水，电归电，煤气归煤气，泥水归泥水，木匠归木匠，不能“捞过界”。

　　深圳是一个新现象

　　上述的局限转变带来近几年出现的深圳现象。我历来认为有朝一日，上海的经济会超越香港，没有想到深圳。去年我说两年后深圳会超越香港，但今天看是已经超越了。再两年会超越很多！去年我也说再十年深圳会超越硅谷，但今天看不需要十年。华为、腾讯、大疆等有大成的可以不论，但据说搞科技产品的企业深圳有八千家。马云也要到深圳来摩拳擦掌！这个城市的人口增长速度远超昔日香港的难民潮，但我找不到一个可靠的数字。

　　当然中国还有其他城市的科技产品搞得有看头，但深圳冠于内地今天没有疑问。新劳动合同法对科技行业的约束为祸较少，因为这行业的市场工资比较高，在好些方面脱离了该合同法的约束。然而，目前在东莞，因为该法的存在，高与低科技之间出现了一个断层。

　　为什么在科技产出的发展上深圳能捷足先登是个有趣的问题。多个因素无疑存在，而我认为最有趣而又少人注意的，是今天的深圳没有几个本地人。全部是外来的，因此完全没有排外这回事。排外或宗教、种族歧视对经济发展可以有严重的不良影响，而深圳是一个从三十多年前的二十多万人口升到今天二千多万的城市。这是非常夸张地重复了百多年前美国西岸因为寻金热而带起了旧金山的故事。是的，因为新劳动合同法的引进而变得死气沉沉的东莞，因为深圳的土地不足而一下子活跃起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