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正月不剃头”，有一种比较流行的说法，叫“剃头死舅舅”。可以理解，但凡禁忌，都需要预设一个有威慑力的后果，才能保证其得到谨慎的遵循。但是，此处的“舅舅”，是无缘无故地“躺枪”在了这条关于剃头的咒怨之下了么？

　　当然不是。从社会演化的历史来看，人类是从母权社会走入父权社会的，而“舅舅”作为重要的男性“娘家人”，在父权社会的亲属制度中处于权力等级的较高位置。

　　在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中，“娘亲舅大”是一条普遍遵循的非正式规则。民间俗话说“见舅如见娘”，还有“天上雷公，地下舅公”等，说明在实际生活中，“舅舅”是一个举足轻重的人物。对外甥而言，他能够站在娘家的立场上维护自己母亲在家庭中的利益，同时又因为身处另一个家庭经济系统而可以兼顾公平。所以，舅舅常会主持一些外甥家庭的事务，比如分家时的仲裁；或者参与到外甥的一些人生仪式中，比如浙北地区，小外甥满月时，需要舅舅抱着出去溜达一圈，以祝福孩子长大后“走得开”、有见识。

　　“舅舅”似乎是某些人生之事得以顺利进行的保证，所以“舅舅”的价值是值得重视的。因此，在此处探讨的剃头禁忌中，舅舅不是莫名中枪，而是象征着权力和权威。正月不理发，二月二剃龙头，实际上是外甥/外甥女对舅舅表达尊重的一种有效方式。

　　还有一种说法，称“死舅”并非真的关乎舅舅，而是暗指“思旧”，跟清军入关后的“剃发令”有关。民国二十四年版的《掖县志》中说：“闻诸乡老谈前清下剃发之诏于顺治四年正月实行，明朝体制一变，民间以剃发之故思及旧君，故曰‘思旧’。相沿既久，遂误作‘死舅’。”正月为一年之始，有如一日之晨，正月整整一个月不剃头，乃汉人借以思念故国。我们无从考证这一条目的真实性，但在民间文化之中，名字的讹改，大抵就是获得合法性的一种手段。

　　“思旧”一说，清晰地呈现出了附加在头发之上的“身体政治”。清亡后，胡蕴玉著《发史》，其中写到头发的意义已然超越了作为身体附属物之本身：“入关之初，发令下，吾民族之不忍受辱而死者，不知凡几，幸而不死，或埋居土室，或遁迹深山，甚且削发披缁，其百折不回之气，腕可折，头可断，肉可脔，身可碎，白刃可蹈，鼎镬可赴，而此星星之发，必不可剃，其意岂在一发哉！盖不忍视上国之衣冠，沦于夷狄耳。”

　　或许因为头发是人身上最可塑和可变的部分，它便成了意识形态争夺最激烈的战场。人们总喜欢在头发上做文章来区分人的归属，“披发左衽”是非我族类的野蛮人，主动除去头发的僧尼是退出世俗社会，而满人的政治征服是“留发不留头、留头不留发”，简单粗暴但有效，上亿汉人的屈服直接写在头上。可吊诡的是，近三百年后，剪辫和留辫，重新又是一次付出了血之代价的权力宣示。

　　为了保全头发，人们却往往要献出头颅。西方人类学著作《金枝》中也有这样的故事：法兰克人的国王从来不剪短头发，因为剪发等于否认国王的权力。所以当面对着一把剪刀和一支剑之时，高傲的皇太后选择了让自己的两个孙子留着头发而死，而非剪去头发然后偷生。

　　这样的悖论不禁叫人问：这到底是人类生存的荒谬，还是人性的高贵与文明呢？——但或许，历史也是永无一个确切答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