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工商局审查后，王力军也曾尝试办理那张小小的粮食经营许可证，但被告知仓储设备和场地不符合要求。没有粮食经营许可证，他也无法办理工商营业执照。

　　在最高人民法院指令再审之后，王力军案的一审主审法官张利军告诉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一审判决依据了当时的法律法规。”这是在王力军案被广泛报道后，他首次直面媒体。

　　“其实我们基层法院也很无奈，要是最高院不下达这么一个再审通知书，让结合实际情况判决，我们下面哪敢有法不依呢？要是判无罪，很可能连审核都通不过。”王震叹气道。

　　不管怎样，王力军就这样跌入了这个漩涡中。花了2.4万元买来的大型脱玉米机，再也没有发出清脆的哒哒声。

　　此前，庄稼人和买卖人，这两个身份，在他身上共存了30多年。今年46岁的王力军，从小学五年级开始卖废品。那时，家庭贫困但“一心想念书”的他，在村里四处转悠，玻璃瓶、废报纸和破纸箱都成了他的宝贝，攒够一定数量后，他跨上自行车，一溜烟骑到废品收购站，换上个几毛钱，“学费就凑到了”。

　　做生意是这个农民追赶时代的方式。在村里，村民都直呼他小名“长在”，普遍认为他“不爱说话”，但是“为人挺好”。村里经营小卖部的娄换文，拍着大腿反问，“他为人要是不可靠，我能把家里的玉米卖给他？”

　　他卖过反季蔬菜，自行车后座上一边架一个大铁筐，每天赶去城里的集贸市场，然后运回农民能买得起的便宜菜，包括韭菜、甘蓝、茄子和黄瓜；他收过一捆捆的猪毛猪肠，村民乐意卖给他，“总归能挣点钱，不然也就扔了”；他还收过猪羊，运气好一天能收三五头，挣上二三百元，只是沾上一身牲口的腥臭味。

　　每次进城，王力军总是留意城里收购些什么产品，然后反观村里有什么特产。他不停地奔波于城乡之间，成了庞大的供需网络中的一根毛细血管。

　　从骡车到自行车，从把式三轮车到有驾驶室的三轮车，从五轮车到二手农用车，王力军使用的交通工具不断更新换代，往往挣到钱之后，就卖掉之前的车，换上一辆速度更快、载重更大的车。

　　他做小买卖的足迹不断延伸，不仅去过自治区内的呼和浩特市、乌海市，最远还去过陕西神木县卖瓜果，每天在驾驶室过夜，或是仰面趴在瓜上睡觉。回去时，他从当地煤矿拉上十几吨生煤，捎给提前联系好的四五户农民，挣个路上的油钱。

　　“终于从贫困跨入了中等。”王力军脸上露出了笑容。他和妻子盖起了五间砖房，每年添置沙发、电视之类的大物件。王力军骄傲地说，他们家还供出了一个大学生，女儿考上了一本高校，每年花费高达两三万元，“学校里有很多外教”。

　　然而，如今他似乎又被时代抛下了。一场官司让他又变回了最纯粹的农民，“罪犯”的身份让他感到“抬不起头”，话比从前更少了。每月他要写报告，谈谈对自己犯罪的认识。

　　他并未选择上诉。吃了官司后，他的家里已经被掏空，除了上交非法经营收入6000元，还有罚金和各种活动经费，“总共花了好几万元，要种10年玉米才能收回”。更重要的是，当时他对翻案不抱希望。

　　在收到有罪的判决书之前，走村串户的小贩王力军曾经颇受农民欢迎。

　　田地的产量越来越高，一亩苞谷地的收成，从最初的500斤蹭蹭蹿到了近2000斤。村里的老汉告诉记者，“原先一个队打30万斤粮就不错了，现在一家就能打三五万斤，产量最少翻了10倍！”

　　随着产量的攀升，卖粮成了一个新难题。“农民自己卖粮时，几十个骡车排在乡里粮库前，有时候等上一天也卖不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