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孕剥削在印度表现得尤其明显， 根据《卫报》2015年10月28日的报道，在印度雇佣一个代孕母亲的价格约为18000美金到30000美金，其中最后给代孕母亲的报酬只有8000美金左右。这个数字只有美国代孕价格的三分之一。

　　非商业代孕由于其非强制性，很大程度上减少了对代孕母亲的剥削；但另一方面，它却致使许多英国家庭去国外寻找更加可靠的代孕途径。卫报在2016年1月3日采访了一对在印度通过代孕获得子女的英国夫妇。因为英国法律允许代孕母亲在任何阶段改变主意将孩子占为己有，他们认为这对想要孩子的契约夫妻不公平，特别是当他们支付了其中的开支。

　　最近，包括中国在内的国际代孕需求者们也注意到一些非利好消息，比如，随着跨国代孕风波的增多，泰国、印度、尼泊尔和墨西哥等地都已立法禁止女性为外国人代孕。

　　而根据CNN在2016年8月25日的报道，印度政府起草了一个全面禁止商业代孕的法律，此法律已被内阁批准并呈送议会。代孕将只对结婚5年以上的印度不孕夫妻开放，且代孕者必须为契约夫妻的家属。若这项法律通过议会的批准，印度将失去其绝大部分代孕市场。

　　“代孕作为一项技术或做法，本身没有好坏之分。只是将实施后所带来的后果与现有法律、伦理出现冲突，对人的未来的行为变化带来的影响，引起了人们的忧虑。”陆志安分析。

　　这种忧虑可以来自于代孕和宗教文化的冲突。比如，罗马天主教会在1987年就直言代孕“侵犯了一个孩子在自己亲生母亲体内受孕、怀胎、出生并被其亲生父母抚养的尊严和权利”。在美国，主流文化所推崇的母性身份是一种基因上（血脉）、生理上（生）和社会身份（育）的统一，这种统一被认为成是理所当然的，是自然的规律，不能被打破。而代孕是对这种母性身份统一的挑战。

　　“由于各国的风俗民情、道德伦理、宗教文化不同，对于代孕技术使用的态度和立法也就不同。”陆志安说，中国由于人口巨大，幅员辽阔，不同地区的风俗习惯、经济社会发展的差异大，情况复杂，国情与其他国家有很大的不同。在别的国家可以行得通的事，在中国可能就不一定。

　　在陆志安看来，非商业化代孕的开放或者国家统一代孕，都是好的主意。“但是，在中国，怎样做才才能将其对社会文化、人的心理观念的不良影响降到最低？这些将是政策制定者们需要考量的问题。”

　　（注：文中“王佳兰”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