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妈多来自四川、贵州、云南、江西等地的农村，其实哪里人都有。”多数代孕母亲像陈芳一样，赚了钱就回家盖房子或做生意。“有人生了一次，回家做生意做不下去，就又出来做，生两三次的都有。”

　　上海社会科学院法学所生命法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刘长秋总结，就代孕动机来说，金钱是女性作代理孕母的最大动力。美国一份调查也显示，90%的代孕者承认，假如她们能支付自己日常生活费的话就不会替他人怀孕。在国际市场上，从事商业代孕的主力军是印度的贫穷妇女。中国的情况也是如此，“很多从事代孕的人之所以选择这样的工作，大多是生活所迫，而生一个孩子所获得的收入，往往是他们最为看重的。”刘长秋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2016年6月，陈芳子宫里再次移植进了一个胚胎，距离上次生产仅有半年时间。这次，她已经颇有经验，“专业”了不少，甚至还能安慰同批移植的姐妹。她只有一个担心，即移植的时候子宫内膜会不会脱落，“如果脱落了，就白做了”。

　　事实上，子宫内膜脱落的概念并不像陈芳理解的那样。从医学角度来讲，子宫内膜厚度会影响女性子宫的环境，过厚或过薄都有可能影响胚胎着床的成功率。胚胎移植后可能无法着床或者着床后容易脱落，从而造成流产，而不是陈芳所理解的当场脱落。不过，没有人跟她详细解释这个概念，她只能从手术医生、护士甚至姐妹那里获得一些一知半解的知识，并尽力让自己理解。

　　胚胎移植成功后，等待陈芳的是75天的黄体酮注射。黄体酮是孕激素，是一种常规的保胎手段。黄体功能不全会导致妊娠率下降，流产率增加。作为试管婴儿操作的最后一步，用黄体酮来帮助胚胎着床和保胎大约为三个月左右。每天，都会有护士过来给陈芳打针。黄体酮针是一种油剂，推起针来很慢，会很疼。而且随着注射次数的增多，皮肤吸收变慢，注射会变得越来越痛苦，很多代孕母亲的臀部会红肿疼痛、结硬块，陈芳也不例外。

　　在20多平米的房间里，代孕母亲的生活被支配着。她们需要由后勤人员来安排基本的生活。代孕协议用几个“不得”和“必须”将代孕母亲的行动掌控在一定范围内，他们有向家人通电话的权利，但不得告诉任何人关于居住地的详细地址，不得带任何人进入居住地，不得与未经需求方同意的任何人见面。

　　在移植前，代孕母亲被要求每天外出累计时间不得超过4个小时，21点前必须回居住处，23点前必须就寝；移植以后的半个月内，除上厕所，必须卧床休息，吃饭均需在床上进行，其间不可以洗澡；怀孕3个月后，除了定时散步和产检外不得外出，22点前必须就寝。如果违反，要接受相应的处罚。

　　代孕母亲还需要配合客户的要求进行胎教，例如听音乐、锻炼、看书。也有客户会给代孕母亲单独租房子，每天陪着，直到待产。一位中介人员曾遇到一件事。一次，他手下的一个代孕母亲给她打电话，“把我接回去吧，我要累死了。”沟通后才知道，客户要求代孕母亲每天早上起床念英语，中午磨墨写字，文化水平不高的代妈说“不会写”，但客户不依不饶，“你只管写，乱画都行。”

　　有时妊娠反应严重，陈芳会没胃口。保姆给她熬鲫鱼汤，浓白的鲫鱼汤端到面前，她却怎么都喝不下去。“但喝不下去也要喝，胎儿没有营养长不好，我们做这个，也想保证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