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进峰将他的客户们进行了分类。第一种是职业女性，这是最常见的类型。“她们多在大城市生活，年龄大多在30多岁。有的人曾经怀孕过但考虑到事业发展选择了流产，后来演变成习惯性流产，子宫也出现问题；有的则是年龄大了，卵巢功能不好，甚至出现早衰现象。”这样的客户往往会抱着厚厚的病历来，一边翻给工作人员看，一边讲述他们看病的艰辛历程、身体遭受的折磨以及家庭、社会造成的压力，不乏有人痛哭流涕。“也有很多是早年立志做丁克，20岁不生，30岁也不生，到了40岁想生却发现生不了了。”

　　第二类为失独家庭。失独者多数已经丧失了生育能力，需要帮忙寻找捐卵者。“这些人基本上五十多岁，也有六七十岁的，孩子出意外后，工作也不做了，找我们一心一意生孩子。”根据全国老龄办发布的《中国老龄事业发展报告（2013）》，2012年，中国失独家庭已超百万个，每年新增7.6万个失独家庭。当年，人口学家预计，中国失独家庭未来将达1000万。

　　在吕进峰看来，失独家庭的客户一般都比较挑剔，看了一个又一个捐卵女性，不是不满意相貌、身高，就是嫌学历低。有一对父母光是挑捐卵者就挑了半年，看过不知多少人。“有的要求捐卵者身高165甚至168公分以上、气质好、长得要跟明星一样、名牌大学毕业，比找老婆要求还高；有的就想生个跟原来女儿、儿子一样的孩子。比如原来是女孩，代孕就指定要生女孩。”

　　2016年二胎政策的全面放开，也为吕进峰贡献了不少客户。“很多是跟我年龄差不多的人，原先是政府公职身份，想多要一个孩子不敢生，现在放开了，身体条件却不行了，只能找我们。”吕进峰也经常会碰到非常传统的家庭，第一胎是个女儿，一定要生个儿子，“尤其是福建、广东那块儿，不生儿子或者家里不生三四个都让人瞧不起。”此外，一些特殊群体也在他的业务范围内，比如同性恋群体，“来找我们的多是男同，素质都很高。”

　　梁鸿（化名）是吕进峰从业过程中遇到的一个特殊客户，他俩开始认识的时候梁是他的客户，没想到最后两人发展成了合作伙伴。

　　今年53岁的梁鸿曾经是一名普外科大夫，甚至还做过一家公立医院的一把手。现在他在一家私立医院开展代孕业务。他的4个孩子中，有3个孩子都是通过代孕的方式生出来的。

　　梁鸿的第一个孩子生于1992年，有先天性心脏病。1998年，即中国实施计划生育的第13个年头，他的老婆再度怀孕。鉴于儿子的身体状况，夫妻俩决定既然政策允许，就要了这个孩子。然而令他痛心的是，最终妻子不仅意外流了产，还切除了子宫。

　　为了继续要孩子，梁鸿想到了代孕。但是他发现，国内的公立医院不被允许开展代孕业务，而私人诊所的技术和设备太差。在到处找不到路子的情况下，梁鸿最终遇上了吕进峰。在吕的帮助下，梁生了一个女孩，如今已经4岁。

　　这次使用代孕成功后，梁鸿的妻子心想，何不用这样的方式多要几个孩子？她忍不住劝梁鸿，“要不你去学生殖吧。”梁鸿起初有些犹豫，后来真的从普外科转行到了生殖医学科。

　　“跨界”比较大，一切都要从头学起。梁鸿经过多年的摸索，如今在行业内已经有了点名气。“这个行业里，有哪些医生在做，我都清清楚楚，包括三甲医院有哪些医生，都数得出来。由于回报丰厚，后来，有些医生干脆从公立医院辞职出来，全职从事代孕。”

　　2014年，梁鸿亲自将他和妻子精卵结合形成的两个冷冻胚胎解冻后，移植到一位代孕母亲的肚子里，为自己生下了一对龙凤胎。他还成了吕进峰的医疗顾问，公司碰到什么问题，都会发个微信或打个电话向他请教。吕进峰对这位“梁院长”也很客气。

　　做这一行的人自己利用代孕生孩子的，并非只有梁鸿一个人。他认识的一位老板就很享受这种“近水楼台”的便利。去年，一名医生将4颗胚胎分别移植到4位代孕母亲的子宫里——它们全都是使用同一位代孕公司老板的精子受精形成的。不过在胚胎着床后医生检查发现，4个胚胎都是雌性。这位老板随即让3位代孕母亲做了流产，只保留了其中一个胎儿。他表示，“明年还要做，继续生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