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作息也没有跳出过去的轨道。公司规定8点上班，钱仁凤每个清晨6点起床，6点半开始上班，一直到上午11点；下午从两点半工作到5点半。同事都下班了，她还坚持要干到晚上10点左右，10点半准时睡觉。

　　同事叫她阿凤，比她年龄小的叫她钱姐。食堂里洗碗洗菜的阿姨都是广东人，说广东话，而小凤说云南话，彼此听不懂，在这种交谈的尴尬时刻，对方眼睛直勾勾地盯着她，小凤逼自己说普通话，酝酿了很久，最后还是吐出一句带家乡口音的普通话。

　　她帮人洗碗拖地，食堂缺人手，她准会出现在窗口帮忙打饭。有时同事不领情，吼了她几句，她气哭了。

　　十几年与社会脱节，钱仁凤变得敏感，她小心翼翼又无所适从地过现在。

　　在广州和同事有了摩擦，她束手无策，心里难受。遇到烦心事，她渐渐会主动找同事倾诉，一些朋友同事“传授”她生存技巧：“宁可得罪君子，不可得罪小人，”劝她无需计较，但她无法判断哪些是善意。

　　这让她感到人心复杂，“你们会有这种感觉吗？”说到这时，她不确定地问一旁的男友。

　　钱仁凤在家乡的山坡上。

　　【四】

　　刚到广州，同事带她到繁华的闹市，行人车流穿梭来回，她站在大街上，感觉自己是多余的。“每个人都有目标和方向，只有我不知道该怎么办。”

　　钱仁凤第一个月工资2300元，她寄了2000元回家还债，留给自己300元，大多数时间她闷在宿舍，因为“不出去玩不用花钱。”

　　广州对钱仁凤来说是陌生之地。同事知道了她的故事，不放心她一个人外出，总劝她待在宿舍里。

　　白延平也担心她被骗，经常提醒她，只要接到陌生人电话，提到钱立马挂掉，“现在冒充公检法的，各种中奖短信，甚至香港那边的打过来的电话，都是骗钱的。”

　　“刚去那边不习惯，好像还是在监狱里一样。”她社会化的过程很大程度通过白延平和她的同事们：白延平拉着她去看了第一场电影，去热闹的上下九步行街和北京路逛街。她对影院的一切充满好奇，大屏幕，立体声效，错落有致的舒适座椅——她只在小时候去过录像室，在村子看过一次免费露天电影，可个头矮小的她站到后面什么也看不到。

　　最初，公司里“90后”的年轻同事拉着钱仁凤去买衣服，她不知道自己适合什么样的衣服，也不知道如何搭配，甚至不知道自己喜欢什么款式。“那是我感到最自卑的时候，也是我回来面对社会自卑的时候。”

　　钱仁凤被同事推搡着往前走，同事都有自己中意的衣服、发型、饰品，她没有。她在服装店里徘徊了很久，拿起一件衣服又放下，最后同事帮她搭配了一件白色蕾丝连衣裙和一双黑色皮鞋，给她化了一个淡妆。她看着镜子里的自己，拍下一张自拍照。

　　相当长一段时间后，钱仁凤才知道自己喜欢什么。她学会了在网上购物，挑选自己喜欢的衣服和生活用品。她最想去的地方是北京和上海，她也办好了护照，准备有机会的时候到更远的地方看一看。

　　【五】

　　夜幕降临，山里静得能听到风声，这座山头那座山头上房屋的灯相继熄灭，小凤躺在床上，大红棉被盖在身上，一直遮到下巴。她怕冷，将整个身子裹得紧紧的。嫂子又在她身上加了一层雪花绒被。相邻一张床上，睡着她二姐和大嫂，小凤回忆起二姐睡觉不安分，总把被子蹬到地上，二姐哧哧地笑起来。姊妹姑嫂之间话了几句家常后，各自沉沉地睡着了。

　　黑暗中，钱仁凤突然惊醒，缓了一会儿，才意识到自己已经自由了。

　　如今，她最想抓住的是自由，像其他普通家庭的女人一样，以后有自己的孩子，过柴米油盐的生活。

　　工作稳定平淡，有时她喜欢平淡，有时她想逃离。“我还需要一个过程。”她安慰自己。

　　这次回家，钱仁凤首先去了母亲的墓地。离家那天早上，她在村口碰到了二娘，从她口中听说，自己不在的时候，母亲每天坐在门口，嗫嚅着“想我家小凤”。

　　钱仁凤在烤炉前玩手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