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8日，华商报记者在吴明家中见到这些“监狱日记”，这些日记由100多本笔记本组成，这些笔记本几乎可以将一个茶几堆满。每篇日记都是手写的，每个笔记本都夹着一张写着时间段的纸条，纸条上的时间段意味着这本日记书写的时间。另外，每个日记本上还做了编号，这样排列顺序一目了然。

　　吴明说，日记一共有192本，总字数近400万字，其中记录着他的家书、心路历程、思想变化、身边的故事以及他在监狱里的劳动生活等方面内容。在监狱里，不管当天干了多少活、有多累，他都会坚持写日记。为了能每天按时写日记，他细心照顾自己的身体。另外，他也不敢在监狱里犯错误，否则就有可能去监管队，那里什么都不让带。因此，这些日记是他在监狱里的寄托，也是一直以来借此改变生活的希望，他希望有人能收藏这些日记，而他的家庭能借助这些日记改变尴尬的现状。另外，他也希望社会上的一些人能以他的经历引以为戒，和家人好好生活。

　　吴明的妹妹说，她看过哥哥的日记，她觉得日记里的每一句话都是他的心里话，哥哥能坚持这么多年写日记一定不容易，但这写日记也是他在监狱服刑时的一个希望。

　　入狱5年才见儿子

　　与儿子见面不知该说什么

　　吴明有一个儿子，他入狱那年，孩子上初二。虽然监狱方面允许犯人家属定期探视，但吴明入狱后，一直坚持不让妻子带孩子来监狱探望。吴明说，当时孩子只有十几岁，已经懂了一些事情但人生观又没有完全形成，他不想让孩子看到他穿囚服、剃光头的样子，他特别担心孩子会受他影响而感到自卑。因此，自从他入狱后直到儿子考上大学那年，父子俩才见了第一面，而那时父子俩已经五年没见过面了。

　　吴明回忆当时的情形说，他有点不敢面对儿子，也不知道和儿子说些什么，因此父子俩交流的并不多。随后的几年里，吴明和儿子见面的次数寥寥无几，即便是见面几句话过后便不知道再该说些什么。

　　对于入狱后与儿子第一次见面，事后吴明进行了详细记录，并写成一封信寄回家中。信中记录了吴明见到儿子后复杂的心情，以及没能当面与儿子说的话。

　　吴明说，儿子考上大学那年，其他同学都举行谢师宴。为了不让孩子觉得自己低人一等，他专门嘱咐妻子也张罗了谢师宴，当时很多人都参加了，唯独没有他。他非常遗憾不能见证儿子人生中的重要时刻。

　　2016年12月27日，吴明经三次减刑被刑满释放。他回到家中后，因妻子仍在外地打工，两人只是通了几次电话，而他一直想见的儿子也在外地工作。几天后，吴明接到儿子的电话，父子俩简单聊了几句就匆匆挂断。

　　吴明说，他知道一定是妻子叫儿子给他打电话，而这些年来由于他没能尽到做父亲的责任，他与孩子之间已产生了隔阂。不过虽然父子俩没有过多交流，让吴明的高兴的是儿子说春节会回家过年。

　　有人告诉吴明，父子间的隔阂不算啥，父子俩坐下来好好沟通也就过去了，但吴明觉得他对孩子的亏欠无法用语言来表达，他既期待与孩子见面，有些害怕面对儿子。

　　表现优秀

　　第一次减刑一年九个月

　　吴明说，在监狱里，一次他干完活后，在工作区域休息时睡着了，被管教发现后，要求他在全监区的犯人面前作检讨。他认为，这也为给一些新来的犯人起安全警示作用，于是他便做了检讨。可让他意外的是，那次检讨让监区的领导注意到了他。吴明认为，这可能因为他在同监区的犯人当中算是有些文化的。

　　从那以后，吴明一直表现优秀，一直到2012年他第一次减刑。2012年3月23日，吴明拿到第一次减刑的“减刑裁定”，他被批准减刑一年九个月。拿到“减刑裁定”那天，吴明非常兴奋，他非常期待第二次减刑的来临。

　　在吴明开始的第二个减刑周期，期间，由于他良好表现以及一些老管事犯刑满释放，吴明先后做了几个岗位，其中最多时协助管教管理过监区270多名服刑人员。同时，他仍然坚持每天写日记的习惯，并且还在监狱中学会了弹吉他。

　　2014年年底，吴明再次申请了减刑。吴明说，由于当时国家提出对职务犯罪从严处理，他的减刑时间只批准了9个月。当减刑裁定下来以后，他感到非常失望。在刚拿到第二次减刑裁定的那段日子里，他甚至拒绝了妻子的探视，因为他觉得不知道该怎么她说这件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