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小波的《黄金时代》里有句话说得很诗意：放声大哭从一个梦境进入另一个梦境，这是每个人都有的奢望。想起最近每个早晨在公车上遇到的茫然地望着窗外一片尘埃的人们，今天我想把它改一改：茫茫然从一个梦境进入另一个幻境，这是雾霾围城下每个上班族不得不承受的罪过。

　　就连山明水秀的南国花城，如今也成了雾霾重灾区。 最近每天从学校坐公车穿过雾霾到广州社科院实习，跟随导师研究雾霾及其对社会经济的影响，算是十分应景。雾霾是一种灾害性天气，雾是由大量悬浮在近地面空气中的微小水滴或冰晶组成的气溶胶系统，霾是空气中的灰尘、硫酸、硝酸和有机碳氢化合物等组成的颗粒物质，在静稳的大气条件下相互融合，弥漫在空气中对人体呼吸系统造成巨大（科学界目前尚未量化）的危害。

　　从2014年开始雾霾逐步进入公众视野直至如今成为社会焦点的话题，近三年过去了，但我们仍然对它一知半解。雾霾的危害到底有多严重？

　　上图来自Arden Pope et al.,（2006）关于可吸入颗粒物对健康的影响的研究。研究人员通过对美国和西班牙数十座城市在一段时间内PM10浓度和人口死亡率的观测，发现了PM10和人口死亡率正相关的关系。需要注意的是，美国和西班牙的能源结构与中国有着明显不同。在中国，燃煤占据了能源总消耗的75%以上，而燃煤产生的二氧化硫已被证明对人体有巨大破坏作用，长期接触甚至可能致癌。2015年9月，《自然》杂志刊登了一篇题为“全球范围内室外空气污染对过早死亡率的影响”（The Contribution of outdoor air pollution sources to premature mortality on a global scare）的论文，分析了全球范围内室外空气污染和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急性下呼吸道感染、脑血管疾病和过早死亡率等的关系。

　　雾霾不是中国特产。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比利时，大量烟尘和污染物质组成的雾霾天气造成了极大的污染；1948年美国多诺拉镇呼吸系统疾病发病，也是雾霾天气惹的祸，造成多人死亡；1952年英国伦敦的“烟雾”事件，五天内有将近4000人死亡；1952年12月美国洛杉矶的光化学烟雾事件中，洛杉矶市65岁以上有400多人死亡。直到20世纪70年代，洛杉矶仍被称为美国雾都。1970年日本阪神一带爆发严重雾霾，空气中夹杂着重金属、二氧化硫，致使上千人患病，多人因患呼吸系统疾病死亡。我们不禁要问：为什么雾霾问题如此严重？

　　从公共经济学角度看，大气排污权界定不清是引起雾霾治理困难的主要障碍。经济学研究的核心内容就是资源配置的最优化，而效率最大化则是经济学研究的最终目的。人们在追求市场经济高效率的同时，对空气的产权和利用方面出现出了非理性，即排污者在经济活动中“搭便车”，为了获取自身利益最大化，凭借大气排污权的零交易成本，肆意妄为的对空气进行着掠夺式的使用，并且不计成本的将经济活动的外部性留给别人。

　　大气排污权侵蚀问题的解决依赖于空气产权界定，产权界定是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作用的结果，而一旦产权被初始界定之后，“看得见的手”就应当将资源配置效率问题交给“看不见的手”——市场。因此，产权的初始界定对于治理雾霾尤为关键。

　　其次，我们都不否认空气不能为每个人所独占，在经济学中被称为“非排他性”，即一旦空气被污染了，受罪的是整个社会。这样一来，出于经济利益最大化的考量，很多企业就不会考虑污染对环境的破坏程度，也不关心“雾霾围城”，这就导致了非帕累托最优的结果，即企业可能会想“趁火打劫”大量排放废气废物以增加产量。如果每个企业都这么想，污染的严重程度自然可想而知。

　　曼瑟尔·奥尔森的《集体行动的逻辑》一书中批判了个人决定服从于集体利益的传统集体行动观，并指出如果集体中不存在强迫手段，或者是集体中的人数不足够多，个人将不会自觉地按照集体的利益采取行动。每个个体都是在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目标，集体的利益跟个体的利益出现不一致的时候，集体行动的过程中就会出现经济学中的“囚徒困境”。解决这样的囚徒困境，肯定不可能靠市场自我变革的力量（正是因为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导致了这样的困境），而只能靠政策引导。

　　纵观全球治霾史，各国的对策也多着眼于上述两个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