濒临绝望的时候，彭的大女儿依姐出现了——纪录片中的第一个镜头始于一片集市上，那时9岁的依姐懵懂地看着镜头。依姐背着妹妹，扯着弟弟，玩垃圾堆里扒出来的玩具，刚开始她以为这些人是“人贩子”。王久良团队的姑娘跟他们聊天，给他们买篮球、零食和《新华字典》。

　　被歧视的彭一家几乎不设防，但进了彭家，还必须过坤的关。王久良对坤说，我不是记者，我不想揭黑，我只想知道你们怎么干这活；第二，我对彭一家感兴趣，他四个孩子都不上学，我想拍个教育题材。王久良让坤抄了自己的身份证号，在小作坊附近租住了一年半。全天候蹲守，以备有突发情况时第一时间赶到。上面提到的彭的妻子生产，就是这样拍到的。

　　必要时，王久良跟彭、坤一起干活。他右边眉毛的眉心处有个疤，那是氯中毒留下的痕迹。

　　有一次，彭带孩子在污染的河沟里捞十公分长的死鱼，坤的母亲拿去把鱼炸出来，分给彭家一碗。两家大人孩子在昏黄的白炽灯下大快朵颐。在阿姆斯特丹放映时，有人问王久良：“你有没有告诉他们：这鱼不能吃？”

　　“有些话说出来是对他们的不尊重”

　　王久良对纪录片中的人物有着很微妙的情感。在北京青年报的一篇报道中提到，纪录片中并没有太多坤的画面，王久良想尽可能地做些“保护”。这样的担心并不显得多余，媒体版公布不久，王久良就遭遇了来自塑料加工业的“口诛笔伐”，批评他夸大了这个行业的危害。一家受访的工厂，则在深夜被人砸碎了玻璃。关于“砸人饭碗”的指责，王久良认为自己在做的事情可以默默承受，他也不像以前那么有“野心”、一定要做出多大的改变，只是庆幸自己还在坚持做下去。他觉得坤是个善良的人，秉承“一滴汗摔成八瓣劳动”这种最朴素的价值观。他不希望自己摄录的影像给两家人带来任何不好的影响。

　　直到2015年，坤打电话告诉王久良，受制造业不景气的波及，当地塑料加工的日子越来越难，他已经关了工厂、改行干起运输，他的妻子也回到公司上班。产业末梢的废旧塑料回收业——它既是产品消费的终点，也是原材料再生的起点——已无法支撑坤一家的生活和他的致富梦。

　　而彭一家也在王久良的帮助下回到了四川老家，重新过起青山绿水但与世隔绝的生活。彭以自己的方式为孩子的未来做着准备，家里收了几千个空啤酒瓶，他设想节省花销、用酒瓶代替“砖头”，为成人后的依姐和弟弟们盖起新房。

　　纪录片获奖了，依姐和家人不知道大山之外、远隔重洋正在发生的事情，只是顾着眼前的生活。姐弟俩都很争气，分别担任着二年级和三年级的副班长。弟弟最喜欢数学课，依姐最喜欢的则是音乐课。

　　在《塑料王国》最后的成片里，没有出现“污染”两个字。王久良相信，当人们看到依姐捧起漂洗塑料的污水洗脸时，一切自会明了。

　　然而，在王久良看来，片子不止于此。在这个并不体面的环境里，院子里的人们不停歇地劳作，他觉得已经失去了探讨废旧塑料产业利弊的意义，“有些话说出来是对他们的不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