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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读》报道还提到，2010年时，美国南加州大学的教授Josh Goldstein曾到中国内陆追踪废塑料回收加工线，当时他得到的官方统计数字是中国有6万左右的家庭式废塑料处理作坊，而在距离北京120公里的河北文安县，这个北方塑料垃圾的最大集散地，一度就分布有2万家。大量国外无法用低成本环保途径处理的废塑料被运到这里，成为当地人致富的主要途径。 尽管因为脏乱差等污染因素，很多类似文安县这种废塑料回收作坊被当地政府反复取缔，但因为这个产业有利可图、成本低下，所以在华南、华北、东南沿海等很多地方迅速扩散，这并不是一个地方的现象。然而，关闭废塑料作坊、停止使用塑料制品的呼声显然不切实际，因为这意味着我们身边几乎所有的日用品都无法使用；同时，如果废塑料得不到有效回收处理，它们中大部分不是被填埋，就是最终被倾倒进了海洋。
塑料垃圾中的生活 纪录片获奖后，王久良在获奖感言中说到，“希望这部片子能拉近你我的距离。”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这部片子让王久良参与进了两个家庭的生活，而片子拍摄结束后，他也改变了两家人的生活轨迹，尽管他仍旧为那些无法改变的贫困而感到绝望。 从2012年到2014年，王久良生活在两家人的世界里。坤是中国山东沿海地区一家废旧塑料回收作坊的作坊主，彭是他的四川籍雇工。两家人靠“干塑料”谋生：把废旧塑料分拣、清洗、磨浆、造粒，然后卖出去。他们在作坊里工作也在作坊里生活，包装袋、海报、快递单、腐烂发霉的牛奶盒、医疗回收垃圾……小山包似的垃圾堆积在生活的院子里。 而他们正是纪录片的主角。 王久良曾向南方周末这样描述他们一起生活的日常，以及相互间的关系。 不到三十岁、自称“老农民”的坤，会把压制成型的塑料粒放进嘴里，用牙轻轻地咬，以品鉴其成色；他勤勉、吃苦，身体坏了也不去医院，怕查出毛病影响生计，却能兴致勃勃去看车展。 坤看不起彭，因为彭喝酒，不能让孩子上学。彭一家住在作坊里，用废旧塑料生火做饭，把那只铝锅熏得里外漆黑。捡来的塑料布糊墙糊顶棚，消费社会的讯息布满他们的四壁。孩子在废旧塑料堆成的小山里嬉戏。彭的妻子在与作坊一墙之隔的菜地露天生产，诞下家中第五个孩子。十天之后，还是在垃圾堆旁，趁着分拣垃圾的间隙，彭的妻子哺乳那个出生没几天的新生儿。
彭的女儿依姐和妈妈、新出生的弟弟（来源：北青深一度）
依姐的弟弟在看一张印有德国国旗的纸
彭在工作时的“全副武装”（来源：北青深一度）
王久良称，找到他们费尽九牛二虎之力。2012年，《塑料王国》实拍前两个月，王久良“根本见不到人”，只能远远拍拍货场和小作坊的“风景空镜头”：一集装箱一集装箱废旧塑料倾卸到货场，被南来北往的卡车拉走，再卸到小作坊。小作坊上空腾起白烟或红色、紫色的雾霭，远远可以闻到刺鼻气味。 在华北一家回收作坊，吸毒的彝族工人对王久良说：你拍我可以，拍一次两百块。王久良前后还花了两万块买废旧塑料，买最便宜的，借挑货之机进入工厂，“虽然不能拍，起码看到了工作状态。”终于有家小厂允许王久良入内，后来被当地有关部门发现，所有素材作废。 (责任编辑：本港台直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