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就在当年的6月16日,相邻的丰县孙楼镇三教堂村,农村青年孙某将准丈母娘与女友杀死后服毒自尽。起因正是准丈母娘因为长子结婚需要15万元彩礼,不得不将压力转嫁到准女婿孙某身上。孙某留下遗书,表示杀人原因是彩礼压力过大。

　　“哪有这么简单就能改变老风俗?一个愿打一个愿挨。”面对基层治理,这是不少群众的一致意见。

　　顶层设计和基层治理

　　是否听说过“禁止借婚姻索取财物”?

　　对于这样的问题,在线下以及线上总共98名接受记者调查的人中,只有8.66%的被调查对象表示听过,绝大多数被调查对象不知道我国婚姻法有这样的规定。

　　“这正是大部分民众在彩礼问题上法律意识淡薄的根本所在。”在北京某婚恋机构担任咨询师的赵晓雪向记者介绍说,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有很多,“给付彩礼的习俗在当地以‘民间法’的形式存在,被认为是合情、合理、合法的。因此,尤其是在农村尽管出现了许多实际上借婚姻索取财物的现象,但人们并没有意识到这种行为是违法的”。

　　此外,程子峰对记者说,目前立法中没有涉及到彩礼数额,一方面考虑到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和习俗不同,另一方面考虑到彩礼作为中国传统婚姻文化中的一种礼仪性事物,不宜将法律过分渗透其中进行规制,以免弱化了婚姻表达的情感因素。

　　“但是,不从立法层面去规定彩礼数额,会使得彩礼数额出现混乱的局面,以至于出现高额彩礼。在一些彩礼案件纠纷中,有人认为彩礼就是大额财物,那么对于不同经济状况的人,则有不同结论。由于没有数额规定,给婚姻当事人带来困扰的同时,也助长了社会上攀比、求异的不正之风。”程子峰说。

　　对此,研究相关问题的受访专家表示,在顶层设计上,相关法律法规需进一步完善。

　　曾专门针对青年婚姻市场的彩礼定价进行调研的南京大学社会学院研究人员建议,在基层实践上,可通过村规民约进行理性教育。近年来,很多地方立足当地实际,根据群众意见制定了村规民约,有的地方还自发成立了村民自我管理的组织,专门打理村里传统风俗方面的事务。比如,有的村成立红白理事协会,在治理农村红白喜事大操大办、铺张浪费方面发挥了有效作用。如果基层政府借鉴这种模式,在结婚彩礼方面,鼓励引导农村地区成立相关协会,让村民自我约束、自我管理,也有助逐渐摈弃旧风俗、树立新风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