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脱贫不易,小康更难；喜结良缘,毁于一旦”。

　　这是一段民间顺口溜,却反映了农村“天价彩礼”已成为贫困地区奔小康路上的一只“拦路虎”。少则十几万元、多则二三十万元的彩礼,让贫困家庭一筹莫展,许多小康家庭甚至因一桩婚事返贫。

　　社会各界对“天价彩礼”关注已久,却难觅解决良策。按照传统观念,结婚彩礼既是风俗习惯,也是家庭事务。俗话说,清官难断家务事。至少从表面上看,彩礼再高也是一个愿打一个愿挨,外人似乎很难介入。

　　不过,近期,国家卫生计生委、民政部等11部委联合下发《关于“十三五”期间深入推进婚育新风进万家活动的意见》,明确提出倡导婚事简办,反对包办婚姻、违法早婚、大操大办和借婚姻索取财物。

　　结婚成本急剧上升

　　彩礼制度源远流长。在远古氏族时代,男女双方欲结合为配偶,需要由男方赠送给女方两张鹿皮作为礼物。故有“伏羲氏制嫁娶,以俪皮为礼”,这可以算是彩礼的原形了。

　　到了20世纪50年代初,当时的彩礼以生活或生产物品为主,在实用方面比较讲究,不仅包括烟、酒、茶、糖,还包括衣料、被褥之类,脸盆、热水壶等也在其中。家庭条件特别好的也有送现金和首饰的。

　　现在,彩礼在整个婚姻支出中占有重大比例。武汉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刘燕舞曾对上世纪70年代以来的彩礼变化进行过梳理。上世纪70年代到上世纪80年代,结婚对大部分农村家庭来说算不上是负担。到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婚姻消费开始上涨,数额相当于一个农村劳动力年毛收入的三四倍,也就是说,一个劳动力不吃不喝,需要劳动三四年才能结得起婚。

　　从2000年开始,婚姻消费可谓飞涨,彩礼数额几乎需要一个劳动力不吃不喝劳作4年至7年才能负担得起。如果考虑建房等硬性条件的消费支出,那么将意味着一个劳动力需要劳作11年至16年才能负担得起。“这还是几年前的推算,如果放到现在,大概得要20年才付得清。”刘燕舞说。

　　西安交通大学的姜全保博士曾经对全国百村的光棍情况进行过调查,在他看来,彩礼飞涨的根源就是男多女少。他说,性别失衡对婚姻产生的最大影响就是结婚成本急剧上升。当稀缺的女性被分配到数量更多的男性中间,就会使男性形成竞争,男性为了增加结婚机会,就必须付出更多的经济代价。

　　此外,在走访中,一些女方家长向记者表达了这样的观点,父母抚养子女、成年子女赡养父母一直是家庭所具有的功能,也是法律规定的每个家庭成员应承担的责任。从利益的角度考虑,抚养与赡养实际上是一种投资与回报的关系。因此,彩礼被看成是对父母赡养费的一次性给付,给付彩礼后女儿和父母之间的赡养关系就此终结。

　　“一个愿打一个愿挨”

　　近年来,因高额彩礼所引起的案件比比皆是,仅2015年上半年,全国就发生了多起因高额彩礼引发的血案,可谓触目惊心。

　　在这些案件里,凶手不全是邪恶之徒,但无奈的是,他们法律意识淡薄、感受不到希望,在绝望和无助下,选择走上了一条不归路。当美好的爱情遭遇残酷的现实,诺言在真金白银面前会显得苍白无力,这很容易引发一个人的邪恶念头,悲惨的故事就此开始。

　　当前,一些女方父母“不择其婿之贤否、年之相若,但多得索聘资即乐与之缔婚”,即在嫁女儿时,不问男方的人品,先问彩礼多少,在订立婚约时明示彩礼数额,而男方以给付彩礼为代价换取婚约的成立,这就使婚姻具备了买卖的性质。

　　“彩礼的数量较大,容易引起婚姻的变化甚至破裂,并产生一系列的纠纷,甚至上升为犯罪。近些年我国城市化不断扩大,刚进城的青年可谓一贫如洗,在筹措结婚高额彩礼的压力下,很有可能会走向贪污腐败等犯罪道路；高额彩礼也是引起骗婚和拐卖妇女的原因之一,在巨大利益诱导下,难免会有人铤而走险,通过欺骗和拐卖妇女牟取暴利。”从事相关研究的北京律师程子峰向记者介绍说,很多因支付不起高额彩礼而“被光棍”的大龄男青年,在生理和心理的作用下,渐渐成为社会治安的一大隐患。

　　对于高额彩礼问题,有关部门并非无动于衷。

　　2015年6月,甘肃省庆阳市政府出台了《关于倡导婚俗新风加强农村婚姻管理工作的意见》,将杜绝“天价彩礼”、拒绝红白喜事大操大办、禁止媒人借婚介敛财等内容纳入村规民约中,印发全体村民家庭执行。

　　安徽北部地区砀山县,在2015年3月曾采用行政手段治理“天价彩礼”,除了要求公职人员率先作出表率,还倡议群众婚前彩礼要控制在3万元以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