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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长一段时间，我的记忆被局限在鄂北某个县城的一条长街上。西街头是低矮平房的家，另一头是学校。我记得太阳总是从那头上升，在家的背后落下。太阳和长街就是我的全世界。

　　但10岁发生的事，常使我逃避有关那个春天的所有回忆。长达一个月，我遭受了数十次密集、持久的殴打，我孤立无援，难以挣脱。

　　施暴的地点，是那间坐北朝南的三楼教室。引发暴力的原因已不重要了。事实上，年幼的施暴者们，常常不特定地选择对象——只要你打不过他们，并且你没有援手。

　　带头者叫小鹏，是一名转校生。校服年代，在颇有凉意的早春，他常穿着一件棕色皮夹克，这身装束很显眼。他个头不高，皮肤异常得白，头发和眉毛掺着淡黄色——看起来像患了轻微白化病。我至今能清晰地回忆起他的样子，或许意味着我从未原谅他。

　　我记得他家境优越，父亲是当地一名乡镇党委书记。源于这样的背景，他才得以破例离开偏远小镇，进入这所城里最好的小学——这是我后来才知道的。

　　我逃避那个春天，但仍然怀念那个时代，物质匮乏得无可挑剔。那是我的启蒙阶段，意味着一切都是新的。

　　那也是计划生育实行不久的年代，小学一个班级大约有90人，男女各半。现在回望，90人的这个集体就是一个小社会，已经有了成年社会的种种。

　　他生性好动。刚来不久，便在课堂上惹得老师们不满。但在课余时间，他很快就受到了同学们的欢迎。对于小学生们来说，每个月10元的零花钱就是一笔巨款。5毛钱的面鱼，1块钱的软糖，是孩子们课下社交的利器。良好的家庭背景让他看起来乐善好施，有时也让他显得彬彬有礼。

　　我童年则营养不良，那时个头尚不足1.4米，常年坐第一排。小鹏转来的第一天，便被安排和我同桌。我自幼辗转多地，与他境遇相似。现在回忆起来，我起初与他关系不错。在和平期间，我们关系一度紧密。我记得在某一个周末，他还曾约我去过一次游戏机房。

　　但事实证明，这并没有多大意义。

　　每个周六（按照学校规定），全校学生会参与整个学校的清洁工作。我们班有八个组，我所在的一小组被安排打扫班级教室——我和小鹏负责扫地拖地。

　　老师安排完工作后便离开了。我的朋友可能不习惯这些体力劳动，显得烦躁不堪。那是6月的下午，天气已经很热了。他穿着一件黄色的短袖，在教室的门口来回踱步，挥舞着手里的苕帚。

　　我扫完地后，走过去拍了拍小鹏的肩膀。他转过头看着我。

　　“干什么？”

　　“该你拖地了。”

　　“我不拖。你拖吧！”

　　我感到不可思议，告诉他，如果不能按照规定做完卫生，我只能向老师报告。

　　时隔二十二年，我已经记不清事情是如何发生的。能记住的，是他突然用身体将我从门口一路撞到了讲台的另一侧——他用手里的苕帚拍打着我的头，细苕秆戳在我的脸上、耳朵上。我不得不用胳膊护着脑袋，避免受伤。

　　小鹏尖叫着拍打着我，这过程大约持续了五分钟。

　　“你去拖地，”他停下手中的苕帚说，“还有，如果敢把这事告诉老师和家长，你肯定完蛋。”

　　我被打懵了，含着眼泪把教室拖了一遍。临末，开奖，他特别细心地告诉我“把眼泪擦干净”。

　　因为没有表面伤痕，我被打的事没有被人发现。那时我在想，或许是他心情不好，又或许是我要报告老师的警告激怒了他。我曾判断这是一次突发事件，毕竟在10岁的小学生之间，打架是常有的事。

　　但我想错了。时隔多年，在接触了大量的刑事、家暴和纠纷事件后，我明白当这些“突发事件”在没有得到有效干预之前，它将被扩大为一种习惯性的恶行。

　　第二次施暴，发生在一周后的上午。那天我做完课间操后，先回来做作业。刚进教室，我便看见小鹏坐在座位上。

　　我低下头，坐到他身边。

　　“你是不是不服气？”他问道。

　　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索性趴在桌子上。

　　可能是这个动作惹怒了他。他忽然站起身，抬脚把我踹倒在地。还没等我反应过来，他便把脚踩在了我的头上。

　　“你是不是不服气？说！”

　　“不是……”我服软了。他把脚撤开。

　　这时有两个男生走进教室，我躺在地上，抬头看了看他们。

　　小鹏显得有些兴奋，招手让他们过来。

　　“你们踩着他。”

　　那两个同学便一声不吭地用脚踩住我。这时，小鹏把木凳子放在我的背上，坐了上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