截至2015年末，深圳市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收入16.770亿元，其中家庭及个人缴费收入10.539亿元、各级财政缴费补助5.834亿元，利息收入0.397亿元；基金支出13.659亿元；当期结余3.111亿元。年末基金滚存结余14.176亿元。

　　相比之下，根据公开报道，北京、天津、湖北、重庆、贵州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六个地区统筹基金累计结余已不足6个月支出。

　　在中国城市医保体系的各类人群中，城镇职工与所在单位是承担医保缴费责任的主体，其缴费直接影响到城市整体医保的供给水平。根据第六次人口普查初步数据统计公报（2010年），深圳的劳动适龄人口数量比重数据在各大城市中有着明显的优势：北京为82.65%，天津为81.68%，上海为81.3%，广州为81.91%，深圳为88.40%。

　　医保待遇不仅与医保的供给有关，还与医保需求有关—而这又与人口老龄化相关。

　　根据各省发布的统计数据显示，2014年底，北京市60岁及以上老年户籍人口占户籍总人口的22.6%；上海市老龄人口比例则高达28.8%。与北京和上海比起来，广深的老龄化程度要轻得多。2013年底，广州老龄人口比例为16.03%，深圳老龄人口比仅6%，未进入老龄化阶段。

　　但从长远来看，深圳目前实行的农民工积分入户政策或使未来老年人口数量增加，如今平均年龄30岁左右的深圳也必将面临老龄化的未来。

　　医疗资源短板难补

　　然而，外地人惊叹罗一笑医保报销比例高时，深圳人也在踌躇看病不易。

　　医保待遇与管理水平领先的深圳，仍面临着医疗体系中最大的难题—资源短缺。

　　根据深圳市文明办2015年第3季度对该市窗口行业公众满意度调查结果，深圳医疗行业服务窗口满意度为76.51分，居于24个行业中的最末位。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社会发展研究部研究员苏杨也曾在全国第二届人口与健康学术研讨会暨《发展报告》发布会上表示，“医疗服务的供与需不相称，尽管是全国现象，但在深圳尤为明显”。

　　在以公办医疗机构为主导的中国医疗卫生市场，尽管已经过将近30年的改革，但长期形成的医疗格局难以打破。以深圳为例，按2015年底常住人口计算，每千人所配备的医生和病床数远远低于北上广，更低于发达国家水平。相关数据显示：截至2015年，深圳全市仅有11家三甲医院，而在2012年北京就有51家、上海有36家、广州有43家。至2015年底，深圳平均每千人拥有床位3.4张，医生2.5人，护士2.8人，医院处于超负荷运行状态，儿科医疗资源尤其短缺。

　　北京大学深圳医院一名儿科医生告诉时代周报记者，通常他半天班要看近百名儿童患者，夜班时的最高纪录则是289人；而另一方面，患者做一项检查跑好几趟医院，挂个门诊提前好几天预约的情况也比比皆是。

　　城市内部的区域悬殊同样明显，统计数据显示，深圳超过一半的医疗资源集中在占全市土地面积20%、人口37%的原特区内，三甲医院也主要集中在特区内。

　　究其原因，还在于深圳多年来没有建立起相应的医疗培养体系。深圳市卫人委医政处处长廖庆伟曾表示，“过去相当长的时间里，深圳没有医学院校，成为了深圳医疗发展的‘短板"。这也是深圳近年大力引进医学院的原因—但资源补给周期长，一时半会难以改变局面。

　　此外从2009年开始，深圳公共财政支出中医疗卫生行业支出的比重明显提高。2005-2008年间平均为3%左右，2009年为5%，2012年和2013年，这一比重提高到6%左右。深圳还在2014年启动“3名工程”项目，即面向全球引进名医、名院、名诊所，深圳还曾在全国率先实施了公立医院管办分离、医药分开，率先全面取消公立医院的药品加权，引入医保支付创新等。

　　正由于医疗资源短缺难以一时补上，深圳更多地思考如何构建一个完整的健康福利体系。

　　儿童医保第一城忧愁的是医疗资源不足，而大片经济远不及深圳的地区，普遍同时面对着资源不足和报销比例的困境。

　　一位河北农村的白血病儿家长接受《南方周末》采访时说，因为新农合报销上限8万元，自费药不报销，他们第一次入院7万多元的花费，费尽周折最终报了1万多元—整个疗程需要30万元。“还得自己先垫付，报销的钱两个月后才下来。”

　　“像义务教育一样为儿童医保托底。”12月9日，《京华时报》的文章中这样呼吁。